由重重透鏡看過去，長期受到扭曲、很不容易看清楚的歷史現象之一，是周代的「國」。古史上的關鍵事件是秦始皇統一六國，而此一事件又是從春秋就開始的國與國爭鬥兼併的最高峰。東周開端時，封建制的體系裡有幾百個國，之後國的數字一路減少，到西元前二二一年，只剩下最後一個、唯一一個，就是「秦」。

但「國」是什麼？「國」長什麼樣子，我們真的知道嗎？想到國、講到國的時候，我們心中自然浮現的圖像是疆域國家，也就是可以在地圖上畫出每個國的領域，國與國之間有疆界，從這裡到那裡屬於這國，過了這條線則屬於那國。

關於戰國時期，大家都知道「戰國七雄」，也幾乎都知道這七雄是秦、齊、楚、燕、韓、趙、魏，還知道七雄的地理分布，秦在最西邊，齊在最東邊，楚在最南邊，燕在東北，韓、趙、魏則是從原來的晉分出來的，處於中間偏北的區域。

但往前推到春秋時期，有個相應的代表性名稱是「春秋五霸」。春秋五霸的概念，其實和戰國七雄截然不同。七雄指的是當時僅存的幾個主要國家，五霸說的卻是五個人：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莊王。七雄可以用地圖概念標示出來，這七個國差不多就覆滿了當時的中國。但五霸不是，五霸的政治勢力不是疆域式的。

這中間牽涉到從春秋到戰國，很不一樣的「國」的型態。那個時代有很多很多國錯落分布在這塊地方，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國的所在，但國與國之間沒有明確的國界。

過去一百多年間，有過幾位真正下苦功的學者，如顧棟高，如陳槃，他們將先秦史料徹查過，一條一條比對，想辦法還原畫出古地圖來。他們找到許多春秋時期有記錄的「國」，在地圖上標記出來，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修正觀念，那就是：春秋時期的國數量驚人，達數百之譜。

然後到了一九四三年，侯外廬先生首先提出一個關於「國」的新理解——「城市國家說」。 註更多可參考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年）第五章〈中國古代「城市國家」的起源及其發展〉、第六章〈周代「城市國家」及其亞細亞特性〉。這是什麼？侯外廬主張從西周到春秋，文獻上所提到的國其實是一座城，是一個城的體制，而不是常識中有領土，領土中有村鎮分布的型態。

侯外廬提出的意見，在中國撼動不了根深柢固的傳統看法，沒有得到太多的重視。反而是在日本，有兩位研究「東洋史」（日本人對中國史的稱呼）的學者受到啟發，並借鑒西洋古希臘的歷史，在差不多同時進一步發展出「城邦國家說」。

這兩位學者，一位是貝塚茂樹，另一位是宮崎市定。他們從中國古史中劃分出一段特殊的「城邦時代」。從西周到春秋中葉，中國分成許多單位，每一個單位，諸侯之「國」和大夫之「家」，是一座一座獨立的城，藉由封建制讓這些獨立的城連結起來，構成了周代的政治系統。

《戰國策．趙策》中記錄了一句話：「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顯示到了戰國時代，人們仍然留有對於之前城邦時代的記憶，而且清楚意識到自己所處的環境和之前時代間的差異。

我們當然不必認真相信古代有「萬國」，「萬」只是用來形容數量眾多的概辭。相較於戰國，原來的國數量一定是極多的。《逸周書．世俘解》中記錄武王伐紂，一共滅了九十九國，自動臣服的有六百五十二國。古文獻裡也多次提到，武王第一次發兵翦商時，大會孟津，來了「八百諸侯」。這些數字在在顯示了那個時代的國一定不大。對應《趙策》上的說法，那麼一個國的規模，是每一邊幾百公尺的牆圍出來的城，城裡住著頂多萬人左右的居民。

這樣的主張，在後來出土的周代考古遺址中進一步獲得證實。例如一九九八年開始在河南焦作挖出一座相對完整的城，北邊的城牆長二百九十五公尺，另外三邊各是二百七十公尺長。城牆的高度約九公尺，城基最寬處有五公尺，城上方則大約三公尺。

綜合文獻和考古資料，我們能夠重新整理這一段的古史發展。之前提過，新石器晚期，可能在夏人手中，有了「夯土」技術的突破，開始了較大規模的城牆工程。夯土需要動員大量人力，也就同時促成了中國國家組織的第一步關鍵擴張。早期的夯土城牆規模較大，周代以後的反而變小了。如何解釋這樣的現象？

早期只有少數掌握特殊動員優勢的部族，才有辦法築城。築城是件少有的大事，能組織、安排築城的部族，擁有高階的統治地位。然而隨著夯土技術的普及，再加上統治型態的改變，到了周代，築城已經不再是那麼稀奇、那麼了不起的事了。較邊緣的地方、較少的人，都知道如何築城，都有能力為自己築一座城。這種條件下築起的城，規模就不會那麼龐大驚人了。於是，有一個時期，在中國這塊地域範圍內，大家競相築城，兩三百年間，絕大部分的聚落都重新規劃了自己的居住區，改造為以「城」為中心的居住型態。

*本文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2：從文字到思想，文明躍進的時代──周​》，遠流出版。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台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台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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