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蘇院長日前宣佈刺激消費的振興「三倍券」措施，民眾可以透過實體紙本、電子支付、電子票證及信用卡購買取得，不可用於繳稅、儲值、繳納罰款及規費、菸品、保單、股票、國民年金及信用卡費等。從7月1日開始預購，15日領用，可使用至12月31日。

宣佈後，社會討論的焦點多在振興「三倍券」與馬政府時期所發行的消費券差別在哪裡﹖哪個好用？金融海嘯後，馬政府曾發行853億元消費券以提升國內生產毛額(GDP)。當時，若拿這853億元購買台灣製造產品或在地農產品，可讓GDP增加0.63%。商品購買創造了賣方的所得，部分所得若再用於消費，又是其他賣方所得，所得-消費-所得連鎖帶動GDP倍數的增加，甚可超過原先的0.63%。事後，根據經建會委託學術機構的研究報告顯示：消費券對當年GDP的貢獻度只有0.28%，即使在最樂觀情境下，貢獻度也只有0.49%，遠低於0.63%，遑論倍數效果。

為何消費券的效益不如預期﹖因為民眾一旦有財務週轉的需要時，消費券的替代效果大，而創造新的消費效果小。個人或家庭對其未來所得的預期以及消費偏好決定各期消費，且相對於所得較為穩定，不易受短期經濟衝擊的影響。若短期因素，像景氣轉壞或此次武漢肺炎疫情，造成當期所得下降。只要個人或家庭預期短期衝擊不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也就沒有必要跟著調降原計畫消費水準，產生的所得缺口就以儲蓄或其他透支方式彌補。也就是說，面對短期經濟衝擊時，儲蓄具有財務週轉的功能。一旦個人或家庭的儲蓄能力不足，甚至沒有儲蓄，財務週轉空間就被限縮，當期消費只有被迫縮減。

當年為何消費券的效益不如預期？因為民眾一旦有財務週轉的需要，消費券的替代效果就愈大，而創造新的消費效果就愈小。（取自交通部觀光局官網）

儲蓄能力不足的個人與家庭，當然會以消費券或振興「三倍券」維持當期計畫的消費水準以減少所得下降的衝擊。也就是說，消費券與振興「三倍券」都具有補足個人或家庭儲蓄能力不足的功能。只要消費券或振興「三倍券」和現金性質愈接近，它們的替代作用愈強，GDP倍數效果就愈弱。加上，消費券與振興「三倍券」的使用，又沒有限制只能用於購買台灣製造的商品，購買進口商品比例(例如3C產品)愈高，國內生產商品就相對減少。

金融海嘯後，台灣所得最低40%的家庭可支配所得呈現相對衰退現象，這些家庭的儲蓄能力有限；而所得最低10%的個人與家庭更出現長期入不敷出狀態。政府發行振興「三倍券」讓他們有較大的財務週轉空間，協助他們度過生活難關，政府似乎忽視振興「三倍券」這方面的功能，過度在意振興「三倍券」帶來的金錢效益。就如同馬政府時期發行消費券，推出振興「三倍券」前經濟部估計發放將帶來一千一百餘億元的效益，效益如何估計不重要，似乎只要「效益高於成本」就是可行的政策。

拼經濟成為2000年後政府嘴邊最常喊的口號，施政只要冠上拼經濟，就取得正當性，但我們要問的是拼誰的經濟。其實，拼經濟應是解決台灣基層民眾的生活問題：工作難找，薪資難漲，以及儲蓄能力不足。拼經濟的終極目標應是超越「唯發展論」-以金錢效益為唯一衡量標準，替人民爭取更多經濟自由選擇權，發行振興「三倍券」就是讓中低所得階層多了一點財務週轉空間，為他們爭取較多的經濟自由選擇權。

發行振興「三倍券」真正用意其實很簡單：台灣人民在此次武漢肺炎疫情期間，為了讓台灣疫情得到控制，犧牲了個人行動自由，正常生活受到限制，放棄個人隱私允許個資提供政府使用，讓台灣疫情相較其他國家輕微，表現亦受到國際肯定。疫情暫告舒緩之際，政府(公僕)為感謝台灣人民(頭家)的付出與犧牲，特別獻上薄禮，請頭家笑納，其他一切說辭都是多餘的，面對人民，為政者要謙卑。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前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