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專欄:美國「自由派」該做的不應是繼續敲打台灣

曾昭明 2016年12月18日 07:00:00

川普與蔡英文通電,稱呼蔡英文為「台灣總統」,宣稱美國不必受到「一個中國」政策的束縛。這些言行,在美國已被「建制派」勢力視為「開啟戰端的危險舉止」。(美聯社)

從川普與蔡英文通電後,發生的事情不少,林飛帆、陳為廷和林倢於12月7日投書《華盛頓郵報》,可能卻是其中最容易被人們忽略掉的。

 

這篇文章的標題很直接:「美國人不該再用台灣對川普與中國在政治辯論上取分」(Americans should stop using Taiwan to score political points against Trump and China)。他們不但直陳美國不該再把台灣當成對中博弈或黨派鬥爭的工具,更批判了美國自由派媒體與學人「姿態100%正確」的「雙重標準」。

 

川普與蔡英文通電,稱呼蔡英文為「台灣總統」,宣稱美國不必受到「一個中國」政策的束縛。這些言行,在美國已經被點名為「建制派」勢力的人們的眼中,讓中國不高興了,因而絕對是「開啟戰端的危險舉止」。

 

但重砲轟擊不僅來自美國自由派,也來自歐洲的主流媒體。這其中,《金融時報》的社評《特朗普在台灣問題上挑釁很危險》,堪稱為代表作。

 

按照這篇文章的話語邏輯,我實在不知道,那麼,海牙國際仲裁庭的人,是不是該自行了斷,自殺以向中國謝罪了?

 

然而,我因此也會想知道,1914年8月2日,德軍入侵比利時前後,當時《金融時報》的社評,都寫了什麼東西?在比利時問題上挑釁德國很危險?

 

無論如何,這是個非常有趣的畫面。眾所周知,對美國自由派知識份子一向主張的人權、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中國也並不覺得高興;美國人對西藏人民與達賴喇嘛的普遍同情,更是敲打著中南海和天朝文人的敏感神經。

 

但美國的自由派媒體和學人,是否因此就閉嘴了?

 

似乎並沒有。

 

美國自由派眼中的「台灣賤民」

 

那麼,為何美國自由派媒體,會覺得川普必須為造成大國衝突而受到譴責?會覺得台灣人該保持沉默,繼續在他們所屬意的「自由型世界秩序」下好好做個「賤民」?

 

反而,倒是中國媒體與網路上,在美國總統大選過程中對希拉蕊的百般嘲諷,各種匪夷所思的「川粉」,似乎都被美國自由派媒體和學人「善意地忽略」了。

 

按照台灣與中國的天朝文人關於「西方文化帝國主義論」的標準敘事,類似《紐約時報》與CNN這樣的美國自由派媒體,一向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和發動設施。但也許該感謝川普與蔡英文的通話,才讓我們有機會,清楚地洞悉標準化的「文化帝國主義」敘事虛妄的一面。

 

事實上,如果說美國的自由派媒體與學人是天朝主義的「共犯構造」之一,恐怕才更為接近實情,也才不枉費他們被定位為「建制派」的身份。

 

在人文與社會學科,我們的大學入門教科書中,充斥著不少關於「文化帝國主義論」的陳腔濫調,但對美國「自由派」與歐洲左翼中潛在的「天朝主義共犯構造」,非但沒有任何的理論論述來準確地解析,或者該說,甚至於是被「文化帝國主義論」系統性地遮蔽和取締的課題。

 

基於林飛帆等人所經歷的大學專業訓練來說,他們的投書,可說是「違背學術常識」的異常舉動。對這封依照美國自由派的思維而批判美國自由派的投書,不能不說,它的確是走在了時代的最前沿,一個論述上的無人地帶。

 

蔑視美國民主傳統的當代美國自由派

 

或許,不論是美國的自由派,還是台灣的改革派,都可以從美國哲學家理查•羅蒂(Richard Rorty)的忠告中獲得一些啟發。理查•羅蒂在他90年代末出版的《築就我們的國家》,留下了這樣的一段話:

 

「如果一個國家想在政治籌畫方面富於想像力和創造力,那麼,每個公民都應該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國家休戚與共—因國家的歷史或現行的國家政策而產生的強烈恥辱感或熾熱自豪感。當然,只有在民族自豪感壓倒民族恥辱感的時候,這個國家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我們可以毫不遲疑說:一個將台灣看作是國際社會「賤民」的美國自由派,一個將中國對外的罷凌言行看作是「自然正義」的美國自由派,一個不會將自己的懦弱看作是恥辱的美國自由派,實際上不可能是真正繼承了獨立戰爭、廢奴運動和進步的民粹運動等的美國民主傳統的自由派。

 

如此說來,這樣的美國自由派,還可能是與美國人民展開真實的對話的自由派嗎?還可能是有效翻轉川普路線的自由派嗎?

 

就如同英國政治哲學家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在《民粹主義的挑戰》(The populist challenge)一文中說的:「下面的幾年,政治衝突的軸心將發生在右翼的民粹主義與左翼的民粹主義之間。」從這個意義來說,美國自由派不是被川普版本的「威權的民粹主義」所擊敗,而是被自己遺忘了美國的「進步的民粹主義」所擊敗。美國自由派,並沒有準備好應對「民粹主義的挑戰」。

 

美國自由派現在該做的,是回頭做好自己耽擱許久的家庭作業,是去進行另一回合的「自我靈魂探索」,從美式的「進步的民粹主義」傳統中獲得前進的道德動力與文化資源,而不是匆促地敲打台灣,藉此來向川普玩廉價的丟泥巴遊戲。

 

邁向「聯俄制中」的動盪時代

 

如果依據晚近人們對川普政權與川普路線的觀察來說,美國屬於「建制派」的自由派,將會不遺餘力阻擋川普路線。關於這點,是不需要懷疑的。

 

這是因為,浮現中的川普路線,涉及到美國「聯俄制中」的新國際戰略走向與規劃。中南海與天朝文人,如今才警覺到,川普可能會是個遠比希拉蕊更為棘手的美國總統。

 

如果川普政權確實如觀察家們所研判的,正準備執行這樣的戰略調整,在塵埃落定之前,川普在國際外交上展現出的「不確定性」,只會更多而不會更少。川普要面對的,實際上不僅是華府的「建制派」,而且還有美國之外的「建制派」。

 

1971年,季辛吉假借途經巴基斯坦密訪北京,執行了「聯中制俄」的國家戰略調整,也促成了中南海自此津津樂道的「一中政策」政治想像。

 

季辛吉親中,對中國處處優容,是中國的美國好友。(習近平近日與季辛吉會面/美聯社)

 

45年後,我們都知道「聯中制俄」戰略在國際關係上導致的最後結果:中國已經不必再「韜光養晦」。中南海與天朝文人,不但吹奏起「帝國復興」的最強音,忙著練習展示肌肉,臉上還總是洋溢著即將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霸主的喜悅。

 

民粹主義風潮的根源:全球規模的「代表性危機」

 

不過,如果我們只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場「聯俄制中」的策略調整,恐怕是不夠的。這場策略調整,實際上背後涉及到了全球性的資本權力結構所呈現的問題。

 

45年的時間,讓中國在美國「聯中制俄」的國家戰略下,透過經濟全球化的歷程,而成為了國際經濟上的最大贏家,俄羅斯則淪為最大輸家。

 

美國45年的「「聯中制俄」國家戰略,讓中南海從華盛頓、東京到布魯塞爾,都有經由各種經濟連帶與經濟利益所維繫的「建制派」勢力的支持。甚至,從聯合國到WTO,到世界銀行,到國際貨幣基金,在這些被認為是「自由型的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的基石的國際組織中,「中國因素」的作用,也都越來越強大。

 

直言之,川普在國際路線上的調整,不僅將影響著中南海,也將影響到這些在過去40年的經濟全球化下獲益最大的「建制派」勢力。

 

只不過,在這45年之間,經濟全球化的歷程,在各個主要國家的人民的眼中,也從各國「建制派」勢力口中所謂的「雙贏」格局,而逐步演變為中國「單贏」的排外性經濟發展格局。

 

唯有已經在過去40多年的經濟全球化取得優勢地位的各國權力菁英,才有足夠的本錢買到入場卷,參與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所主導的「中國型全球化」,而不會淪為他們眼中的民粹主義「魯蛇」和輸家。

 

而反對這種新型的、以中國為核心的跨國性政商聯盟,正是太陽花運動之所以發生的宏觀脈絡。

 

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問題,當然不僅發生在台灣。於是,我們看到了,從英國的「脫歐公投」到美國的總統大選,一幅嶄新的「民粹主義的地緣政治地圖」,正在悄然形成中。

 

天朝主義與「跨太平洋政商聯盟」

 

歐美的右翼民粹主義政治話語中針對「政治伊斯蘭」或「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抨擊,容易讓人們忽略了:從長期的世界經濟構造來說,新生的「民粹主義的地緣政治學」,其實與經濟全球化歷程放大了「中國因素」對各國經濟與政治的衝擊,存在更緊密的關聯。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各國的「建制派」逐步失去話語上與道德上的正當性的趨勢,將很難就此打住。因為世界各地的人民,在多年之後,已經累積出了對各種「中華型政商聯盟」更為直觀的認知。在這種情勢下,各國的權力集團與中國互動越密切,就將越容易遭遇「代表性危機」,不再被認為是本土社群利益的「天然的政治代表」,從而給予或右翼或左翼的「民粹主義」勢力發展的空間。

 

我們或許可以說,在各國失去民意支持的權力集團中,都將不難找到一個當地的馬英九。而在每個地方,這種劇烈的政治轉型最後是會朝向「深化民主」抑或朝向「強人政治」的方向而發展,首先將取決於是他們是否能夠發展出如太陽花運動一般,社會基礎廣泛的反跨國政商聯盟的運動。

 

有趣的是,這樣的反跨國政商聯盟的運動,正是目前台灣與中國的天朝主義文人心中最大的夢囈。

 

這是由於,對這些天朝主義文人,中國要避免「聯俄制中」的國際格局,最後的終極武器,其實還是「中華型的政商聯盟」:經由動員美國資本家階級的「中國利益」,壓迫川普調整中國政策的作為「強制流產」;以過去的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構成的「美中合作的魔咒」,來使得吳介民指出的「跨海峽政商聯盟」現象,升級為擴大版的「跨太平洋政商聯盟」,來將川普政權箝制進中南海設定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以「反伊斯蘭聯盟」來挽救天朝帝國?

 

天朝主義文人的策略構想,不但是向以資本為基盤的「金權政治」權力構造鞠躬致敬,而且還隱藏了世界經濟當前的重大課題。別忘了,類似《金融時報》這樣的「主流媒體」,一方面會譴責川普「挑釁中國」,但另方面,他們也緊盯著中國放慢人民幣國際化腳步、強化資本管制等的舒緩經濟危機的措施作為。

 

即便暫且對川普政權的民粹主義社會基礎存而不論,這種「跨太平洋政商聯盟」,在目前日本與歐洲都打算否定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態勢下,是否的確可以如願成型呢?是否可能不開放中國的服務業市場,特別是中國的金融高地,而運作出美國「建制派」想要的「中國利益」?

 

這些,都存在不小的問號。而特別針對中南海在2017年被取消「市場經濟地位」後的所可能採取的對策,有關「中國版的珍珠港事件」的臆測,也已經迅速傳散開來。

 

儘管如此,台灣與中國的天朝文人,現在最大的期待,還是中南海可以繼續保持目前的低調姿態。

 

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他們認為,中南海必須忍下去。因為他們相信,川普的國安團隊,最終還是會將中東的「極端伊斯蘭勢力」當作是最大的敵人,重演小布希時代的戲碼,延續「西方文化帝國主義」與「伊斯蘭東方主義」之間的「文明戰爭」。

 

如此,天朝帝國不但可以繼續在東亞渾水摸魚,而且還可以將對維吾爾族的族群殺戮和鎮壓,將中國配合「新絲路經濟」的帝國建設而發動的「反恐戰爭」,說成是這種「文明戰爭」的一部分,建構起「反伊斯蘭國際聯盟」。

 

目前為止,天朝文人心目中的最優腳本,大致如是—可以一方面繼續叫賣「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邪惡,另方面繼續對天朝帝國的「平庸之惡」視若無睹。

 

最終,「復興天朝帝國」的政治儒教方案與「復興伊斯蘭帝國」的政治伊斯蘭方案的類似性,就從世人眼中消失。

 

但中南海與天朝學人,要如何引導世局朝向這個方向發展?而「一帶一路」的「新絲路經濟」,是否可以確實如美國的「建制派」所期望的,在建構「跨太平洋政商聯盟」上,發揮重要的角色?甚至於,「一帶一路」的帝國基礎建設,當導致了伊斯蘭勢力的反撲,又會對天朝帝國自身產生什麼影響?

 

無論這些議題的最終結果為何,我們目前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它們都注定了將會是21世紀的世界史中最大的謎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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