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發生蒙古族人示威，抗議中國推行的所謂「雙語教學」。中國大爲緊張，在封鎖網絡消息之餘，還通緝「搞事分子」。一下子，「蒙古人權益」問題成爲國際關注的熱點。

內蒙古自治區其實一直算是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區域」中的「模範生」，一向較少發生帶有「民族分離主義」色彩的事件。

與西藏新疆等「不安穩的地區」相比，內蒙古有幾個特殊性：

第一，在歷史上，西藏和新疆與漢人聚居的地區山長水遠，受漢人文化的影響較少。相反，內蒙古就在北京的邊上。首府呼和浩特距離北京500公里。距離北京最近的城市烏蘭察布更只有240公里，號稱「北京向西一步就是烏蘭察布」。內蒙古與漢人文化交流更多。

第二，在滿清期間，整個蒙古分爲內屬蒙古和外藩蒙古兩部分，外藩蒙古又分為內札薩克蒙古和外札薩克蒙古兩部分。與清朝的關係從緊密到鬆散排列依次為：內屬蒙古、內札薩克蒙古、外札薩克蒙古。後來，內屬蒙古和內札薩克蒙古形成現在的內蒙古，外札薩克蒙古則形成外蒙古。（此外，還有准格爾蒙古（漠西蒙古）被滿清滅絕；「蒙古八旗」是編入滿洲八旗制度的蒙古人，分散中國各處駐守。）

滿族貴族在傳統上和 蒙古王公通婚，尤以內札薩克蒙古各部通婚最頻密。於是內屬蒙古和內札薩克蒙古和漢地的關係更緊密。在滿清覆沒後，外札薩克蒙古在沙俄和蘇聯的支持下獨立成爲蒙古共和國。內札薩克蒙古則留在中華民國。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曾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但二戰後被中國收回。

在中華民國時期，新疆有過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建國，西藏是一個事實上的獨立國家，就連滿族也有滿洲國。而內蒙古並沒有出現一個公開宣稱「獨立」的政權。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也不過宣佈「自治」而非「獨立」，名義上還是中國（南京汪精衛政府）的一部分。可見在傳統上，內蒙古的「獨立運動」傾向，不但和（外）蒙古沒法比，也比不上新疆西藏。

第三，在中共建制前，西藏和新疆都是相對獨立的地區。現在的西藏自治區是喇嘛政權統治下的核心地區，現在的新疆雖然由漢人軍閥統治，但疆域也大致和現在相同。相反，在民國期間，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的領土被拆分爲幾大塊：分屬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甘肅八省。在中共建制後，不但三個蒙古人的三個核心區域熱河、察哈爾和綏遠重新整合為內蒙古，還把東北三省的一大塊重新劃出來，歸還給內蒙古（構成現在的呼倫貝爾市）。寧夏也大爲縮小，讓出的土地也歸內蒙古（現在的阿拉善盟）。

於是經過重新組合，內蒙古不但「復區」，領土還增加了，囊括了歷史上蒙古人留在中國的幾乎所有「傳統區域」（不在中國的當然沒法包括）。可以說，內蒙古是中共建制后「少數民族地區」的得益者。

第四，在中共建制前，西藏和新疆的漢人都很少。西藏幾乎沒有漢人，新疆的漢人只有4%。但當時（1953年），內蒙古的漢人數目已達84%，蒙古人人口只有不到15%。因此，從「一開始」，內蒙古自治區就已是漢人人口占絕對優勢的自治區。

內蒙古地區的漢人增加，不是中國政府有意識地往內蒙古「殖民」的結果，而是「走西口」等基於經濟因素的人員流動。在19世紀初期，內蒙地區漢人人口已有100多萬，和蒙古人口相若。1912年，漢人人口為150萬，蒙古人口幾乎不變。到了1949年，漢人增加到515萬，蒙古人口反而減少到84萬。

第五，雖然內蒙古的蒙古人口不佔優，但內蒙古自治區是五個自治區中，「少數民族」真正能掌權的地區。

內蒙古長久由蒙古人烏蘭夫家族掌權。烏蘭夫在中共建制時，頭銜相當驚人。中央級別的有：國務院副總理、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央民族學院首任院長。

大地區級別的有：中共中央華北局（當年中國六大地區之一）第二書記。

內蒙古地區級別的有：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內蒙古大學校長、內蒙古自治區政協主席等職。

可以說，烏蘭夫不但在內蒙古權傾朝野囊括黨、政、軍、政協、文化的「一把手」，在中央也是個響當當的角色。尤其在制定中國民族政策和民族事務上，更是關鍵人物。

內蒙古自治區其實一直算是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區域」中的「模範生」，一向較少發生帶有「民族分離主義」色彩的事件。（湯森路透）

反觀當時，西藏的達賴喇嘛是「被革命對象」，阿沛阿旺晉美是敗軍之將的花瓶角色；新疆更由漢人王震鉄血統治。內蒙古由蒙古人統治，這保證了內蒙古的穩定。

烏蘭夫在文革期間因爲「內人黨事件」被批判，內蒙古也發生災難性的民族迫害事件。但在文革後，烏蘭夫和「內人黨事件」的受害者都被平反。烏蘭夫恢復權力。此後烏蘭夫的兒子布赫和孫女布小林，相繼在內蒙古擔任到官高至「二把手」的位置。在中共統治下，這種在地方延續世代的家族影響力可謂獨一無二。

可見，在很長的時間內，內蒙古人享受的「自治」待遇，雖然比不上真正的「自治」，但和中國其他自治區相比，都是「高一檔」。

烏蘭夫是蘇聯培養出來的共產主義者，也深受蘇聯的民族主義理論影響。身為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1954-1970年擔任），他是中共建國初期民族政策的制定者之一，主持了民族識別的工作。中共的民族識別工作從1950年開始到1987年結束，但最重要的階段為1954-1978年，特別是1954-1965年，而這正是烏蘭夫主管民族事務的時候。民族識別政策雖然有一些缺憾，但成果遠遠大於不足。如果不是民族識別政策保障了「少數民族」的基本權利，可能現在中國只有一個「中華族」了。

烏蘭夫作爲蒙古族人，他非常提倡保護蒙古民族文化的獨立自主性。

他認爲：「民族地區發展繁榮社會主義內容的民族文化，不是要削弱民族文化，也不是忽視民族文化，而是必須從自治區客觀實際出發，照顧民族特點，運用民族形式，並要重視挖掘、整理民族傳統文化遺產，重視用民族語言進行文藝創作，由此才能帶來民族文化的繁榮局面」。

他又認爲：「民族文化傳承中最爲根本、最爲重要的就是語言文字的傳承保護，這是民族文化傳承保護的基礎條件」。

因此，在烏蘭夫主政的時期，他不斷提倡加強蒙古文字的教學，建立蒙古語學校、提高內蒙古地區蒙古人的識字率（蒙文），興辦蒙古書報刊、鼓勵用蒙文進行藝術創作、在（漢人）幹部中開展蒙古語文學習、把蒙古人的故事改編為藝術形式（即蒙派京劇）推向中國。在烏蘭夫家族的主政下，內蒙古的本民族文化得到長足發展。

以上這些因素，尤其是對蒙古人文化的尊重，都決定了內蒙古在歷史上沒有多少「內蒙獨立」或「內蒙分離主義」的傾向。

事實證明，尊重蒙古文化並不會導致分離主義，也不會妨礙蒙古人學漢語。在內蒙古的蒙古人聚居的地區，雖然一直推行蒙語教學，但當地蒙古人的漢語依然說得很好。他們都已是「雙語人才」。

因此，按照正常邏輯，中國根本沒有硬推「雙語教學」的必要。中國現在推「雙語教學」，完全是從2008年前後開始成型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後果。筆者將另文論述。

※國際關係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