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愛如生《申報》資料庫檢索可知，孫鏡湖到上海後先開設茶葉店立足，後因為生意不好才改開藥店「京都同仁堂」，意在仿冒北京同仁堂。正像吳趼人在小說中描述的那樣，「沈經武」（上海話「孫鏡湖」與「沈經武」發音相同）拐了四川大戶人家的丫頭到上海後，「掛上一個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又在報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廢物」也在小說《商界鬼蜮記》影射孫鏡湖（小說中的「沈金吾」上海話發音與孫鏡湖相同）道：

再說沈金吾本是《儒林外史》中萬雪齋一流人，先奴後商，只因拐了一個女人，帶得有些銀錢，便到上海開了一間藥房，本來叫做京都公仁堂，後來被京都公仁堂知道了，說他冒牌，要告要罰，他就趕忙拿公仁堂改做異仁堂，方然無事。

依照孫鏡湖在《申報》上刊登的廣告，我們很容易發現吳趼人在小說中的描述大致屬實，只是人物真名用上海話發音代替。

在京都同仁堂開辦之初，孫鏡湖就在《申報》上登起了連續兩天的廣告，並抬出已經去世的左宗棠（一八一二－一八八五）的名號，以所謂「京都同仁堂鑑，左宗棠贈」的匾「仙術佛心」作為廣告抬頭，內容如下：「發兌吉林人參槍上戒煙膏，起碼二角。戒煙糖起碼卅，狗皮膏二角。新到花露酒、種子酒、花露茶、明目茶，色味極佳，每瓶二角。石路口大路路西。」然而仔細查考，孫鏡湖的左宗棠贈匾明顯存在問題，一八八五年已經去世的左宗棠怎麼可能給一八九○年才開藥房的孫鏡湖贈匾？

再根據愛如生資料庫檢索和《字林滬報》資料，我們可以推斷―孫鏡湖此廣告應系抄襲自屈臣氏藥房之前在《字林滬報》、《申報》等報紙上所作廣告。相較起來，孫鏡湖的廣告非常簡單（圖3-1），而《申報》上的屈臣氏廣告則有較為詳細的左宗棠贈匾說明（圖3-2）：「『仙術佛心』，光緒五年冬，西海高人屈臣氏屬，恪靖侯左宗棠題。」

後來孫鏡湖還曾打出曾國藩贈匾的廣告，但正如孫鏡湖的競爭對手詹誠德堂的揭發，京都同德堂懸掛的曾國藩、左宗棠所贈匾額其實皆是偽造：

曾左二公之匾，雖極愚之輩，見之無不識該堂所偽造。且二公已薨於位多年，該堂開設不滿二載，堂堂侯相，斷不輕易賞賜一匾於人，況如此卑汙之輩乎？且二匾長不滿二尺，粗俗不堪，豈侯相所賞耶？

再根據《新聞報》上刊登的京都同德堂廣告，除了曾國藩、左宗棠所贈匾額為偽造外，署名「阮元贈題」的「扁盧再世」牌匾明顯也屬偽造。因為阮元早在一八四九年即已去世，一八九○年前後才成立的該藥房斷無可能可到其「孫瑞孫老夫子雅鑑」的贈匾。

除了假冒同仁堂及達官貴人之名發布廣告外，孫鏡湖還假借消費者名義不斷發布謝函，試圖通過讓顧客現身說法的方式說服潛在的消費者，並藉此強調某些藥品的功效。如他曾經買通時任《申報》主筆何桂笙（即「高昌寒食生」）發表過兩則消費者的謝函，其中一則為〈贈藥鳴謝〉：

京師同仁堂各藥，素稱靈妙。孫子鏡湖今設同仁堂分鋪于英大馬路，兼售參枝，昨以參茸茶及藥酒見貽，的真由京師販來，拜登之下，敬志數語以申謝。高昌寒食生識。

另外一則為〈戒煙糖引言〉，目的在於變相推銷孫鏡湖銷售的一個戒煙藥：

餘之除煙痼也，得效於恒濟局之拌煙藥，故推己及人，而有戒煙局之設。自有此藥，而他家戒煙之藥一掃而空。近來則又有翻新出奇如百花祠之靈寶戒煙丹。餘深知其藥品珍貴，取效妥速，故為之命名。近有孫子鏡湖，設同仁堂于英大馬路，創制為戒煙之糖。夫糖能和中，以此為引，而雜以戒煙靈藥，則人之服之者自然甘之如飴，是亦苦心妙制，藉以佐諸家戒煙藥之所不足，與餘勸人戒煙之志有深相契合者焉。制既成，請餘為引言，遂書此以復之。古越高昌寒食生識。

當孫鏡湖在冒用北京同仁堂之名做藥房生意登廣告之時，引起了真正的北京同仁堂的注意，遂派人來上海調查此事。孫鏡湖的競爭對手廣東詹誠德堂曾在《申報》廣告中公開揭發此事，藉以挖苦打擊孫鏡湖，並警告購藥者：

嗚呼！人心之險惡，莫如同德堂孫某者也。此人向在楊柳樓臺對面開一小茶葉店，招牌叫味餘齋，因生意清淡閉歇，無可謀生，假冒京都同仁堂招牌開在新署對門，被同仁堂托官提究。孫某大懼，乃改同德堂。今其招牌中有挖補痕也，開未半年，忽稱百餘年老店，種種說真方賣假藥，實堪痛恨，非但於市面攸關，且偽藥售出，害人不淺。

揭發和追究的結果對孫鏡湖傷害似乎不大，他只是不予還擊和反駁（或是默認批評屬實），後來乾脆棄用「京都同仁堂」的名義，轉而專以「京都同德堂」之名，繼續做騙人造假生意。同仁堂或許正是鑑於被孫鏡湖假冒的經驗，遂開始在上海開設分店，並在《申報》上大登廣告聲明自己的正宗性。可以說，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對此事的敘述可能有些誇大和戲劇化，但絕非憑空編造，其所本或即在此。一如旁觀者丁福保的揭發和挖苦：

最可惡者為上海英租界大馬路之某藥肆，彼以開設大馬路登報章，人必以為絕大藥肆，殊不知伊店僅一間門面。惟所異者，其門面將偽造各大員匾額填滿，又櫃外用白紙書官給告示，而以玻璃罩其上。又初冒稱京都某大藥肆分店，後被理論，乃改今名。

 

其藥材即販諸小藥肆，甚至有南貨店之物，經彼轉售，即弋取重價。其每月最多之費用，惟有一種，即各報館告白費是也。尤可異者，該店本在大馬路之北，而忽然於拋球場口牆上釘有洋鐵片招牌。又南京奇望街人家壁上大書京都某某堂，發售某藥……伊店奸詭百出，實為可惡。

然而，並不像丁福保、競爭對手廣東詹誠德堂、吳趼人或「廢物」等在小說中認為的那樣，孫鏡湖採用「京都同德堂」的店名是因為「京都同仁堂」的店名不能再用而被迫修改。最遲於一八九○年四月九日，孫鏡湖的京都同德堂就已在《申報》上刊登過〈秘方燕窩粉〉的廣告，較之「京都同仁堂」名義的廣告發布沒有晚太多。

這時，該店設於英租界大馬路西，地址與「京都同仁堂」完全一樣，同樣掛有所謂「左文襄公匾額」，標榜自己「向在京都，馳名久遠」，「得太醫院傳授」，主要發售包括春藥、戒煙藥等在內的一些「秘制」成藥。因此可以推斷，在冒用京都同仁堂名義還沒被追究時，孫鏡湖就已想好了退路，業已開始使用「京都同德堂」的名義做生意了。

而且通過《申報》資料庫檢索可以發現，在一八九○到一八九二年初孫鏡湖援用「京都同仁堂」名義這段時間，《申報》上以京都同仁堂名義發布的廣告比以京都同德堂名義的廣告少很多，幾乎每月《申報》上都有大量的京都同德堂廣告，有時甚至連續多日的報紙上都有。相較起來，京都同仁堂的廣告則寥寥無幾。

之後，孫鏡湖的京都同德堂多年都在《申報》乃至後起的《新聞報》上發布廣告，廣告中除了出售各種藥品外，還發布門診、贈藥、贈送各種治病靈符的廣告，刊載號稱來自各處的病人謝函、提醒顧客防備假冒等內容的廣告。

孫鏡湖還經常會將所謂來自外埠郵購者的姓名、所處地方和購藥金額在報刊上刊登廣告，本埠交易者則不登（因為本地人名字容易被求證真假），藉此暗示其藥品在上海之外的知名度和受歡迎程度。同時，在《申報》的報導中，亦不斷會出現某些善會向孫鏡湖的贈藥行為表示謝意的消息。自然，這也是孫鏡湖所玩的一種廣告策略，藉慈善來為自家藥品增加「出風頭」的機會。

當然，孫鏡湖最吸引人眼球的廣告還是其大量刊登達官顯貴、名流文人所贈匾額，這些匾額的署名人除去已故的阮元、左宗棠、曾紀澤、潘祖蔭、黃彭年等達官，還有一些仍然健在的知名文人或學者如俞樾、王韜，亦有去世的莫友芝之類（參看圖3-3）。根據前文所講的孫鏡湖懸掛假冒阮元、曾國藩、左宗棠的匾額情況，我們或可估計其餘這些名人匾額大抵也屬冒名，但其中俞樾與王韜的匾額應該並非假託（詳後）。

*本文摘自《華人大補史：吃出一段近代東亞補養與科技的歷史》，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皮國立／主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為中國醫療社會史、疾病史、身體史、中國近代戰爭與科技等領域。著有《近代中醫的身體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臺灣日日新：當中藥碰上西藥》、《「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國族、國醫與病人：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中醫抗菌史：近代中西醫的博弈》、《虛弱史：近代華人中西醫學的情慾詮釋與藥品文化(1912-1949)》、《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一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等學術專書，並合編有《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藥品、疾病與社會》、《憶載航空城：大園落地生根的記憶》以及高中歷史教科書等等，另有學術論文、專書篇章等80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