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路上正在熱烈討論一個議題：「何謂菁英？菁英該承擔什麼責任嗎？」對於菁英一詞的定義，相當複雜，很多人會歸結為各階層或學歷上最頂尖者方屬菁英，這當中也包含了金錢、文憑主義的心理作用在。但我認為所謂的菁英，不須有太多複雜的劃分或界定，俗語說行行出狀元，只要能在自己崗位闖出一片天，都應當是菁英，這也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應當具備的共識。但我更想深入挖掘的一件事是，那世俗所謂的菁英，該扛起什麼樣的社會責任嗎？

一般人對於菁英的記憶，除了必須是在各行各業的翹楚者外，甚至必須有特殊卓越的貢獻。例如棒球，大家會對王建民在大聯盟的表現印象深刻。電影上，沒有人會忘記奧斯卡獎得主李安。但上述這些菁英，從未單純因為成就卓越，就自封菁英。菁英的可貴，不單是貢獻卓著，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相當程度上的相信，不單是天賦或先天資源，若從倖存者謬誤理論( Survivorship Bias )來看，自己也只是比較幸運而已。

若以先天資源來論，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2002年曾發表過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刊登在《經濟論文叢刊》上。這篇文章一針見血的用統計數據說明，城鄉差距讓一個人光是出生的縣市，就大程度上的影響未來是否將會成為台大學生。

根據統計，1987-2000年，來自台北縣市的台大學生，占了約56%。以台灣大學的學生來說，在通過大學考試階段上都可稱作菁英，然而光是雙北的學生就屬大宗，我們可以由此反思，若是從小生長在這樣城市的學生是何其幸運？成為菁英的起跑點是否已經高人一等。

我們對菁英的要求不必然要非常嚴格，但我認為若能成為菁英，要有謙遜、知道自己其實比許多人幸運，進而體認自己的幸運應該要有所回饋，或至少不能視為理所當然。

在許多大時代下的菁英，經常做出許多讓人動容的決定，而成為讓人歌頌的人物。其中謙遜與持續關懷社會是關鍵。例如國學大師陳寅恪，學術表現讓人敬仰，其弟子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劉節深受影響。在文革時期代陳寅恪受批鬥，當外人問其感受，答曰：「我的學問遠不及我的老師，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榮！」又如在意外殞命台大校園的陳文成博士，從小就是天才學生，赴美留學後，在美國學界已是閃耀新星，仍持續關心台灣民主，在警總威逼斥責之下，他仍堅持回答：「我一直希望台灣進步。」民主前輩陳定南受美麗島事件感召，棄商從政，放下商場得意之路，締造傳頌至今的宜蘭經驗，其政治風骨更是我們民進黨從政者的標竿。

或許我們不必然需要這麼偉大，也不是說在各行業或領域的菁英，都非得做出特殊貢獻才能回饋自己的天賦。但要能認知自己的幸運與成功，進而化作善的種子，帶給社會進步力量，這樣的力量不必然是具體行為，甚至只要保持謙遜，就可以形成一種善的循環，能夠體諒不同能力的人，理解關懷不同的事，對這社會都有正面影響。唯有如此，長久以來由各行業菁英領導的社會才能變得更好。

※作者為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