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復觀先生歿後我撰文悼亡，我原打算寫3000字，結果邊寫邊翻看他的書信和文章，有時讀到凌晨也未能寫出一個字，結果寫了一個多星期，成了15000字的長文

在專訪後徐先生旅美期間，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徐先生拖著病體，為我們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這決議以神來之筆，對毛的錯誤創造出「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這樣「石破天驚」的一句話，徐先生說「假定把這句話理解為毛澤東一貫的錯誤，是與馬列主義有必然性的關係，則這句話可為歷史作證，而千萬不要把它當作歷史的『笑話』」。這個評價發人深省。

9月中旬，收到他從香港寄出的一篇稿，用筆名「蔣山青」，附一便條「我回來了，精神稍好便來看您。寄上之文，刊用或不刊用，望將原稿焚毀」。文章寫的是台灣不久前發生的陳文成案。美國助理教授陳文成於1981年5月自美返台，7月被警備總部帶走，隔日發現陳屍於台大圖書館旁。國民黨政府聲稱他是畏罪自殺，陳的家人及朋友則指遭政治謀殺。此案至今未破。徐先生的文章論證陳文成之死，是由於警總迫陳供認是他在美國指使台灣內部的台獨分子殺害林義雄老母幼女，而台獨分子的目的是以此慘案嫁禍當局，影響輿情及當時美麗島軍法大審。陳文成堅決不認，遂受酷刑和注射某種針藥而死。徐先生剛從台灣回港，這一推測雖無實證，但言之成理。我們刊登了。徐先生不想讓人知道此文是他所寫，也很自然，因為他還要去台灣治病。人在病危的處境下，往往要作出不得已的選擇。

我的悼亡文章刊出後，受到一些輿論批評，認為我不應該把徐先生明言不要讓人知道他寫此文的事情公開。其實對此我也有心理糾葛。但想到徐先生已歿，他去台治病的顧慮已不存在，而他追求的是「事無不可對人言」的透明人生，而且這也代表他晚年反對專權政治的恐怖辦案和維護人權的心向。

我沒有把原稿焚毀，而是稍後去拜訪他時，親自把原稿交還給他，他當即撕毀。他說「我寫這篇文章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今後少死幾個人」。我想他的目的在台灣是達到了。

9月底，我去探訪他，他說，「我那篇訪問記，使你受到不幸的對待，實在過意不去」。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他，只告訴他我們籌集資金、離開天地繼續出版，財政難關大致已經過去。

談話中他告訴我，兩年前的1980年5月，廖承志外訪回國途徑香港，曾經由新華社社長王匡和《新晚報》總編輯羅孚陪同，去探訪徐先生，三個中共黨員繞著圈子談話，旨在拉關係，後來徐先生說，我覺得光聊天沒有什麼意思，我提點意見好不好。廖說「那太好了」。於是徐說，第一點，希望你們以後不要積極講統一，統不統一主要取決於你們自己的民主與法治，如果你們的民主與法治搞好了，有基礎，任何人不能阻止統一；現在你們的民主法治沒有進步，談統一不僅國民黨不贊成，台灣老百姓也不會接受。你們拼命談統一，只是給台灣一種刺激。第二點意見，我覺得共產黨員的人數太多了，3800多萬人（這是那時候的數字，40年後已是9000萬了），對老百姓是一個負擔，對黨的組織工作也是一個負擔。如果能減掉一半，對黨對國家都好得多。第三點意見，是我覺得應該恢復一點私有，私有制是人類文明的起源，人總得自己掌握自己一點什麼，才能夠有創造能力。如果連生存權利、生活條件都受支配的話，社會就很難進步了。第四點意見，徐先生說，馬列主義是外來的東西，比之中國傳統文化的合理部分，後者更講得清楚，更易被中國人接受，因此，希望中共能夠發揚傳統文化中的民主主義思想。廖承志的回應說，我們國家的封建意識已經太濃了，再多講傳統文化，那豈不是更封建？徐先生笑了，他是對牛彈琴呀！

以後兩個多月，我忙搬家和搬辦公室，沒有去探望徐先生。不久，胡菊人兄從台灣回來，告訴我徐先生在台大醫院，已進入垂危狀態。從菊人兄處取得徐先生在醫院的房號，就打了一個長途電話過去。徐太太接電話，轉給徐先生接聽，他用掙扎著的聲音問了一句：「《七十年代》怎麼樣呀？」我告訴他景況尚好，請他放心，我一定會把雜誌辦下去的。

「《七十年代》怎麼樣呀？」這是徐先生對我和雜誌的最後遺言，是他對一份從左派立場轉為獨立輿論的雜誌的待望。我腦際中一直迴盪著徐先生病危時的這個聲音。聲音微弱，但又極為響亮。它是一個臨終者對獨立輿論的呼喚。

2014年，羅孚病逝，在喪禮上徐先生的公子徐帥軍講他父親晚年與羅孚交往甚密。相信他作為共產黨員，一直奉命統戰徐先生，以為他還是國民黨政府器重的人。我和《七十年代》逐漸被「掃地出門」相信也是他告訴徐先生的，也許他希望徐先生可以勸我走「避免受挫折」之路。但實際上反而使徐先生更關注我們走獨立輿論之路。

弔詭的是，就是在徐先生歿後一個月，羅孚這個負有統戰任務聯繫徐先生的著名報人、共產黨員，突然被召回北京扣查，更被栽上「美國間諜」罪，被判十年徒刑。

溫文和善的羅先生，有此遭遇，使我既感錯愕，也感脫離這敵情觀念無所不在的圈子的幸運。（失敗者回憶錄105）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