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開始，我在《信報》寫每週一篇的「星期一評論」。比較在月刊上發表文章，更能緊貼時政。中共在決定收回香港主權後，不斷宣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我的專欄文章，許多都針對中共的宣傳。這裡就略為介紹其中一篇「交響樂、公廁與核電」。

1986年4月， 蘇聯發生切爾諾貝爾（車諾比）核電廠爆炸、釋放出大量高能量輻射事件，不久，中國宣布在鄰近香港的大亞灣興建核電廠，引起香港輿論強烈反彈、民情沸騰。中共在香港的黨媒和親共人士則極力強調大亞灣核電的安全。

那年9月，中央樂團來香港演出，《文匯報》新派來的一位副社長在演出次日的頭版寫了一篇短文，代表報館同仁和讀者向中央樂團表示祝賀，說震耳的掌聲和坐在他身後的中大英籍教授伸出大拇指說good, 反映了樂團的水平。他回憶起四十年前在上海第一次聽大型交響樂團演奏，台上大部分是外國人，四十年後在香港看到全部由中國人組成的交響樂團，「不免感觸良多」，什麼感觸呢？「如果說發射人造衛星，綜合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的話，那麼一個交響樂團的成功演出，則是綜合反映了一個國家的藝術水平。我謹希望那些以『管理不好公廁』為由，認定中國管理不好核電廠的人士，從昨晚的盛況中得到某些啟示。」

這篇短文，把不相干的中國人、外國人、交響樂、公廁、核電扯在一起，正正是以民族主義感情超越了理性思考的典型例子。

首先，一個樂團由中國人或外國人組成，跟樂團的藝術水平無關。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長期在波士頓交響樂團任指揮，樂團成員大部分非日本人，但藝術水平就體現在小澤身上。這是藝術創作與演繹重「個人價值」的特點。其次，震耳掌聲、演出受歡迎，未必就等於藝術水平高。藝術水平還是應該由樂評家去判斷。至於說good 的英籍教授，除非他是教音樂的，否則也不能因為他是英籍就認為他具判斷樂團水平的能力。

其三，說一個交響樂團的成功演出，「綜合反映了一個國家的藝術水平」，則未免抹殺了其他藝術形式的存在價值。交響樂只不過是藝術形式的一種。中國的交響樂水平肯定比不上有深厚傳統的蘇聯、德國、英國、奧地利等國家，但如果你承認京劇、河北梆子戲也是藝術的話，那麼中國地方上的一個小京劇團到了西歐都是第一流的京劇團。藝術之所以不能用計量的方式去評斷，就在於它的多式多樣和多姿多彩。

最妙的是作者的結論，他顯然認為有這樣高水平的交響樂，怎麼會管理不好核電？尤其不同意有人說中國「管理不好公廁」就管理不好核電廠的說法。作者或不知道或忘記，蘇聯在交響樂方面成績輝煌，應該遠在法國之上，但就偏偏管理不好核電，鬧出大爆炸事件；而大亞灣核電廠引進法國技術，等於認可法國的核電技術較先進可靠。交響樂與管理核電，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管理核電廠與交響樂演出好壞，沒有半毛錢的關係。至於公廁嘛，要管理好並不難，管理公廁的技術水平，絕難與管理核電廠相比。實在很難想像這位副社長如何「從中得到某些啟示」。

我絕不懷疑位副社長說的是發乎情之言，他從交響樂、公廁、核電中得到不顧事實、沒有邏輯的「啟示」，是由於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感情超越了理性思考。愛因斯坦說「好比麻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從副社長四十年前就在上海聽交響樂來推算，應該也是五六十歲的人了，但仍然沒有離開嬰兒期。

距離寫這篇文章已經三十多年，這種嬰兒病在專權政治的不斷重複宣傳洗腦下，已經製造出一個幾乎囊括全民的巨嬰國，在各個領域、各種場合都千奇百怪地表現出來，即使受到權力最大化的專制政權欺凌壓迫，也以能夠接受這種壓迫為榮。

西方國家經歷文藝復興，注入了與感情平衡的理性主義：不是集體主義的愛國，而是個人主義的自由，尊重事實，可以計量，懷疑與寬容。儘管絕大多數現代文明國家也有領導人談愛國，但他們談愛國時都強調目的是維護人民權利最大化的憲法。儘管世上仍然有弱小民族以愛國為思想武器去追求獨立與自由，但只有極權國家才會以愛國主義去鼓動人民情緒，騎劫民權，使人民盲目地去愛那個將黨置於國之上的國家。

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

香港是長期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地區，香港人過去幾年所做、現在及將來要做的，就是羅素所說的守護我們的心智。（失敗者回憶錄107）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