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之際，獨立民族國家與新國族認同建構隨即成為各原加盟共和國政治精英的當務之急。自此，以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和國家現代化為核心的全方位且自上而下的「三位一體式」社會轉型進程伴隨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得以展開。在此過程中，對各國政治精英而言，光復主體民族歷史和振興其文化是立國之本，樹立強而有力的「國族觀」則是興盛之根。

獨立三十年來，不同於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東歐三國（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以及高加索三國（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中亞五國（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在「國族觀」建構方面並未選擇類似於前兩者的「文明回歸論」及「大一統論」，也未接受類似於後者的「同域異源論」，相反卻獨當一面地選擇了構建以各自所屬區域地理位置、歷史起源、文明歸屬、民族文化、社會結構、政治經濟為中心且相互緊密掛勾的「帝國論」。

哈薩克之「草原正統論」

立足於東欽察草原（Eastern Kipchak Steppe）及七河流域（Zhetysu）核心地帶的哈薩克在獨立伊始就宣稱自己作為突厥第二帝國的（Second Turkic Khaganate）締造者，不僅遵循暾欲谷（Tonyukuk）之道而且還繼承了以此為基礎的金帳汗國（Golden Horde）、白帳汗國（White Horde）與哈薩克汗國（Kazakh Khanate）在東欽察草原地區政治遺產，強調其國語在帝國成立伊始就是草原地區的族際語言，也是東地中海（Eastern Mediterranean Sea）與黑海（Black Sea）地區的主要商貿語言之一。

金帳汗國作為草原之正統面對當年忽必烈將成吉思汗所建「蒙古—突厥聯盟」之帝都從草原至關內，立即聯合同樣以突厥部落為核心的察合台（Chagatai）與窩闊台（Ogedei）兩大汗國對其予以強烈譴責，並且指出忽必烈（Kublai Khan）南遷漢地之舉已違背先祖之道與千年傳統，因此其政權已喪失草原帝國之正統性與合法性，三大汗國以所屬疆域為核心延續草原之輝煌與文明，直至其正統得以光復為止。

當年在哈薩克境內發表的阿拉木圖宣言正式宣告蘇聯的解體。（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與此同時，象徵哈薩克斯坦獨立強盛的「金人」（Golden Man），一方面寓意哈薩克作為雅利安人（Aryan）的發源地，其現居國族屬直系後裔，而非異域移入之民。另一方面則寓意哈薩克文脈與西亞兩河流域之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相連，可謂同源異流。

吉爾吉斯之「正統捍衛論」

相較於哈薩克，吉爾吉斯憑據其本族舉世聞名的偉大史詩《瑪納斯》（Manas）視己為突厥第三帝國（Third Turkic Khaganate）的繼承者，並且以抵禦東方異域異族之契丹（Khitan）與衛拉特（Oirats）入侵而自豪，以突厥文明捍衛者而自居。「吉爾吉斯」之族名源自于其先祖的赫赫戰功，意為「戰無不勝」，是由突厥第三帝國歷代回鶻（Uyghur）可汗所賜，以彰顯其令敵聞風喪膽的強大戰鬥力。

毋庸置疑，「吉爾吉斯」一稱作為族名早在突厥第三帝國成立之初就已名聞遐邇，尤其是在歐陸東斯拉夫人（East Slavs）聚集區。對當今俄羅斯民族而言，植入其「民族記憶」的西元八世紀「吉爾吉斯入侵」可謂大俄羅斯民族（Great Russian）千年難愈的「民族創傷」及終身難抹的「歷史烙印」。直至今日，俄羅斯即便經歷了近三百餘年的「蒙古—韃靼（Tatars）統治」，但始終難以遺忘根深蒂固的「吉爾吉斯揉捏史」，始終習慣性地將包括哈薩克在內的中亞草原民族均統稱為「吉爾吉斯」，進而以此表達其源自內心深處的歷史怨恨。

在吉爾吉斯境內，一名年輕女子舉著一張反戰海報。（美聯社）

土庫曼之「文明正源論」

據守著分別進出中亞兩河領域（Amu Darya and Syr Darya）河中地帶（Mawara'al-Nahr）與西亞兩河流域（Euphrates and Tigris）美索不達米亞之「戰略核心關口」的土庫曼自古就以「加齊勇士」（Ghazi）之美譽而聞名於世，是捍衛伊斯蘭世界（Islamic World）免遭東西兩端異域強權揉捏的「中堅力量」。千年來，土庫曼人作為離波斯文化圈最近且最早皈依伊斯蘭教的突厥民族之一，自始至終都曾未喪失過其所屬遊牧傳統，因此被篤信伊斯蘭教的呼羅珊（Khorasan）波斯人稱之為「虔誠的突厥人」與「真正的突厥人」。

根據突厥民族著名古老史記《烏古茲納曼》（Oguzname），土庫曼與當今位於小亞細亞（Asia Minor）的土耳其及高加索（Caucasus）的亞塞拜然屬「直系兄弟」，並且與中亞以東地區的九姓烏古茲（Toquz Oghuz）與八姓烏古茲（Sekiz Oghuz）同屬「旁系兄弟」，即回鶻與乃曼（Naimans）。土庫曼人曾與回鶻後裔聯手在中亞河中與喀什葛爾（Kashgar）地區共創喀喇汗國（Kara-Khanid Khanate），並一同見證了中亞地區最具影響力的首輪「多元文藝復興」。

不僅如此，土庫曼先祖作為塞爾柱帝國（Seljuk Empire）和花拉子模帝國（Khwarazmian Empire）的奠基者分別以伊斯法罕（Isfahan）及玉龍傑赤（Urgench）為中心抵禦「西方狄戎」與「東方蠻夷」的持續侵吞。與此同時，屬「直系兄弟」的安納托利亞（Anatolia）突厥人所建橫跨三大洲的土耳其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對土庫曼人而言，其成就屬兩族之共同輝煌。

烏茲別克之「文明中心論」

擁有中亞兩河流域之河中地區核心地帶的烏茲別克長期以來奉行與自身族名相符的「獨立自主」之策，視己為多元的世界文明「心臟」，而非單一的「區域文明」中心。烏茲別克「文明中心論」的根基立於帖木兒大帝（Amir Temur）所建世界性帝國「文明遺產」之上，即包括撒馬爾罕（Samarkand）、布哈拉（Buhara）、希瓦（Khiva）、浩罕（Kokand）及塔什干（Tashkent）等具有千年歷史及文化底蘊的古城所構成的「文明鏈」。

烏茲別克所屬「文明鏈」在千年歷史長河中通過「求同存異」原則實現了多元文明的完美融合，成功將波斯城邦商貿、阿拉伯伊斯蘭、突厥農耕與草原等文明合為一體，構建出既不同於中東，也不同于南亞，更不同於東亞的中亞兩河流域文明。帖木兒帝國時期以撒馬爾罕為世界文明「心臟」的中亞地區經濟繁榮，文化興盛，其科技在原喀喇汗國基礎上進一步得到發展，傳統回鶻文（Old Uyghur Alphabet）得到復興，被蒙古入侵所損害的名勝古跡與高等學府一一得到修復重建，最終使其全境成功邁入第二輪「多元文藝復興」。

千年以來，帖木兒帝國是中亞地區唯一一個「北伐」成功的統一政權，帖木兒大帝在鞏固完自身在七河的權力後，進一步西擴並且南下，相繼將呼羅珊、印度河流域、伊朗高原及美索不達米亞等板塊與河中連為一體，之後再集中所有力量，反向經七河實施東擴，並且揚言要讓「中原人」改信伊斯蘭教，但卻在人生最後一輪遠征中病逝，自此帝國的新一輪軍事行動被迫終止。

由此可見，烏茲別克的「帝國觀」是建立在帖木兒大帝所開創的輝煌帝業的基礎之上。對烏茲別克人而言，帖木兒大帝並非突厥化蒙古後裔，相反是純正的土著突厥後裔，其軍事核心力量完全由隸屬於察合台汗國的回鶻—乃蠻部落所構，象徵著突厥之正統。

塔吉克之「河中正統論」

位於中亞東南角高原地區的塔吉克是中亞五國中唯一一個波斯語國家，同時也是區域領土面積最小的國家，其族名意為「皇冠」，即區域「實際統治者」。被中原人稱之為昭武九姓的塔吉克先祖粟特人（Sogdian）自波斯第一帝國之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時期起就控制著中亞兩河流域上游至中游段包括撒馬爾罕與布哈拉在內的主要商業重鎮，是中亞綠洲城邦之商業文明的實際締造者。

塔吉克是中亞五國中唯一一個波斯語國家，圖為塔吉克的軍隊。（湯森路透，資料照片）

千年以來，粟特所屬索格底亞那（Sogdiana）作為分別連接西亞、南亞、中亞和東亞的地緣核心樞紐長期發揮著文明傳播的「仲介」作用，直至喀喇汗國成立為止。在此期間，粟特城邦文明雖極度繁榮，但在阿拉伯伊斯蘭文明擊垮傳統波斯文明之前粟特城邦未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強大帝國，相反始終是「波斯雅利安文明體系」與「突厥草原文明體系」的邊緣地帶。

自波斯第三帝國之薩珊王朝（Sasanian Empire）被源自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軍團所吞併後，西亞兩河流域之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開始呈現出阿拉伯化趨勢，進而使原先處於帝國東部邊緣地帶的中亞河中粟特城邦隨即演變為波斯文明的新「正統中心」。

其中，分別控制呼羅珊巴爾赫（Balkh）與赫拉特（Herat），以及河中撒馬爾罕與布哈拉的薩曼家族（Samanids）憑藉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很快統一河中及呼羅珊地區，並且進軍波斯高原，最終成為阿拉伯第二帝國之阿巴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內部勢力最大的地方勢力，其所屬都城布哈拉可與帝都巴格達相媲美。與此同時，薩曼王朝（Samanid Empire）統治者通過結合伊斯蘭文明的方式復興了波斯傳統文化，進而為區域多元文明的融合鋪平了道路。因此，塔吉克「河中正統論」之基礎建立在該時期波斯第四帝國之薩曼王朝的「古老歷史記憶」，而非「地緣政治遺產」之上。

中亞五國之所以選擇此類一方面大相徑庭，但另一方面卻又可相互對接的特殊「帝國論」的核心目的是將危害本國獨立、主權及領土完整的異域意識形態均通通拒之門外，進而為國族建構創造安全且穩定的社會經濟及地緣政治環境。

※作者為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科學碩士、曾任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與商業高等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