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場世紀病毒，外界常常用疫情盛行狀況來評估疫情指揮官是否適任稱職。其實，決定病毒盛行的變因很多，諸如公衛與醫療狀況、民眾的自律心與配合度，以及病毒變異的程度，疫情指揮官的策略與領導只是其中之一。瘟疫當下，與其說一位疫情指揮官的責任在於控制疫情，還不如說他最重要的責任在安定民心；只有安定民心，讓民眾不恐慌，上令才有下達的機會，疫情穩定也才成為可能。

簡單講，疫情指揮官最重要的責任是獲得這個社會裡絕大多數人的「信任」，「信任」雖然很抽象也難以衡量，但在民主社會裡，一個令人信任的疫情指揮官，有幾件事情是絕對負面表列的：

第一．好的疫情指揮官不能成天與別人吵架。諸如民眾預約防疫急門診及車來速的爽約率達五成，代表這防疫作為一定在某執行面出錯，責罵民眾「沒事來預約做什麼」、「我氣都氣死了」，除了陷入官民相互指責，耗損自己的領導能量以外，於事無補。諸如為抒解台北市PCR塞車，中央本於職權直接指揮醫學中心開設篩檢站；理論上地方父母官歡迎都來不及了，卻被柯文哲批評是「瞎指揮」、「亂指揮」，這代表柯文哲的自我中心主義，也意味他身為地方防疫指揮官卻難與其他人合作，這兩種人格特質，都是身為防疫指揮官的大忌。

試問，如果我們無法想像陳時中公開責罵民眾「沒事來預約做什麼」、「氣都氣死了」；或數落地方政府「瞎指揮」、「亂指揮」，那何以能容忍柯文哲不斷地口出惡言、大放厥詞？

第二、好的疫情指揮官不會推諉卸責。不同於過去兩年防疫的責任中央主責的邊境管控，台灣確診暴增後，必然伴隨著系統爆量，難以消化，以及民眾抱怨與指責。有的地方政府事先部署，想方設法化解民眾的抱怨；但也有地方政府一推六二五，把地方公務系統該負擔的工作全推給中央，反正都是在防疫，沒人搞得清楚這是中央的事情或地方的責任。

一樣的居隔書開立，新北市府宣稱：「我反應了一個多月法傳系統塞車，現在才終於處理。」高雄市府另闢蹊徑，自推簡易自主回報表單，甚至比中央系統還早4小時收到居隔通知書。這是不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落差，也代表不同地方疫情指揮官面對民眾壓力時不同的心性。

第三、好的指揮官不會危言聳聽，說的比做得多。面對未知的疫情，動見觀瞻的疫情指揮官應該謙卑以對；當他們面對公眾說話時，選擇不說，或稱不知道仍在努力找答案，遠比舌燦蓮花或口沫橫飛之後被打臉要好得多。

判斷疫情發展曲線是科學家的事，政治人物的責任是根據模型推估，選擇與民眾溝通的政治語言。遺憾的是，許多政治人物把自己偽裝成科學家與預言家，動輒用未經驗證的感染人數與死亡人數恫嚇人心，說到底只是完全欠缺同理心與感知力的差勁政客。

影響疫情的變數太多，要求一個疫情指揮官為防控疫情的成敗負全責，實在稍嫌沈重。疫情指揮官不需要天縱英明，也不需要口若懸河，他真正的責任在謹慎發言，傳達正確的防疫指引，不讓個人或政黨的利益影響防疫，最大程度地穩定疫情下的民心，以個人的有限理性去達成社會利益的極大化。說起來，指揮官的品格如何？面對壓力的心性怎樣？遠比他有沒有唸過台大醫學系重要多了。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