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道統，只有盜統

一九二一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以《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身份到中國考察。此前，他以為中國人都是岳飛、李白、白居易、諸葛亮這樣子的人物，但當他在中國的精華地帶江南走了一圈之後，對中國的幻想全然破滅了。

對於現實中國的描述，芥川龍之介用的最多的詞，就是破敗、荒蕪、圮壞、墮落、骯髒。作為一位眼光敏銳的作家，他更相信眼中看到的活生生的中國：「現在的中國有些甚麼呢？政治、學術、經濟、藝術，不已全都墮落了麼？特別是說到藝術，自嘉慶道光年間以來，哪有一部值得驕傲的作品？」舉目皆是臭氣熏天的車伕、隨地小便的市民、當街販賣孩童的人販子，他不禁憤怒了，厭惡地寫到：「像中國這樣低級趣味的國家是世界各地都沒有的。」於是，他從中國文化的憧憬者變成了厭惡者：「我不愛中國，想愛也愛不成。在目睹了這種國民的墮落之後，如果還對中國抱有喜愛之情的話，那要麽是一個頹廢的感官主義者，要麽便是一個淺薄的中國趣味的崇尚者。」

其實，不僅中國的現實讓人絕望，中國史書上記載的看似輝煌偉大的歷史，多半也是御用文人們閉門造車虛構出來的。據說中國人以歷史為信仰，但中國的歷史書寫卻被皇家所壟斷。中國人是最擅長造假的民族，首先從偽造歷史開始。日本學者高島俊男在《盜賊史觀下的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所謂的冠冕堂皇道統，不過是骯髒污穢的「盜統」，陳勝、劉邦、張角、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毛澤東等稱王稱霸的盜賊相繼不絕。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有兩大內部勢力，即「紳士」和「流氓」。紳士是儒家士大夫，他們成為官僚或鄉紳，構成統治階級，號稱掌握「道統」。流氓則是社會遊民，聚眾結黨成為盜賊，並可能成為皇帝，代表了「盜統」。半部中國歷史，就是「道統」粉飾「盜統」的歷史。

近代中國知識人也有類似的自我反省。譚嗣同在《仁學》中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他指出，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大盜利用鄉愿、鄉愿工媚大盜」的歷史。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鄉村生活》一書中也指出：「可以說，不充分了解鄉村地痞的地位，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國人的生活。換句話說，準確了解中國地痞的特點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國社會。」

高島俊男的《盜賊史觀下的中國》是第一本專門以中國的「盜統」為主題的專著，他以中國的五個盜賊皇帝——劉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與毛澤東——為標本，探究這種「盜統」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只當過短命皇帝、沒有建立王朝的的盜賊：李自成與洪秀全

在本書研究的五個主人公中，李自成和洪秀全兩人是只當過短命皇帝而沒有建立子孫繼位的王朝的盜賊，是「失敗的英雄」。有趣的是，這兩個人物都是中共宣傳機構非常重視的歷史人物，不惜以舉國之力對他們進行有政治企圖的學術研究、文學創作乃至拍攝影視作品。

高島俊男指出，李自成是當今中國人氣最高的盜賊，他的失敗反倒讓他獲得更多同情和關注。他也發現，《明史》中關於李自成的記載主要來自吳偉業的《綏寇紀略》和計六奇的《明季北略》兩本書，而這兩本書的內容完全靠不住，很多材料都是來自清初的小說，「小說被史書大量採用，而後正史又根據史書寫成」，於是成了一筆糊塗賬。比如，《綏寇紀略》中寫的李自成主持的十三家流寇的「滎陽大會」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胡說八道」，所謂「潼關南原大會戰」其實發生在一千公里外的四川梓潼，進入《明史》的李巌和紅娘子等人物在歷史上並不存在，甚至有學者認為李巌就是李自成的「分身」。

高島俊男認為，明末的大動亂，與中國歷史上所謂的「農民起義」一樣，其最大特徵是：官兵與流寇這兩種看似對立的集團，存在著極大的交集：「由於那些找不到農活可做的男子變成閒民，到處惹事生非，所以政府就讓他們去當兵，賞他們一口飯吃。那些沒有被吸收為官兵的，就淪為盜賊了。官兵和盜賊在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不管是哪一邊，其實都出身於地痞流氓。」可惜，本書沒有寫張獻忠的故事，在明末流寇集團中，張獻忠是次於李自成的第二號人物，但其殺人之多超過了李自成，整個天府之國的四川幾乎被其屠戮殆盡。

毛澤東很欣賞李自成和張獻忠，在早年中共的黨內鬥爭中，毛曾被政敵斥為流寇。中共建政後，毛重用軍中作家姚雪垠創作三百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風靡一時。文革初期，姚雪垠被打倒，紅衛兵前來抄家時，卻因毛的指示而未動其家中的書籍和資料。一九七五年，姚雪垠寫信向毛澤東匯報《李自成》寫作情況：「敬愛的毛主席！我原先除寫《李自成》之外，還有一個寫太平天國的計劃，也做了一些必要的準備工作，如今轉眼間已經六十多歲，身體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獲得您的支持……」十四天後，毛回信說：「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一部小說，居然得到毛的親自關照並成為政治局會議討論的內容，可見毛及中共當局何其重視作為政治宣傳的文學創作，也印證了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中國所謂的冠冕堂皇道統，不過是骯髒污穢的「盜統」。（美聯社）

姚雪垠寫完了《李自成》，卻來不及寫太平天國。太平天國研究是當代中國官方歷史研究的一項「顯學」，其中的某些部分亦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如毛親自推動討論忠王李秀成叛變問題，將其作為鬥垮劉少奇的先聲。毛對太平天國歷史高度重視，是因為中共就是升級版的、獲得成功的太平天國。高島俊男指出：「太平軍把農民藏起來的食物搬走了，也把農民的房子燒了，吃的沒了，住的也沒了，除了跟著太平軍以外，別無選擇。所以農民陸陸續續投入革命軍，其實，農民們只不過是跟著食物罷了。」這跟後來中共的暴力土改非常相似。太平天國否定土地及其他財富的私有制，推行「天朝田畝制度」，「甚至可以說就是共產主義。土地都是天朝的，跟土地都是黨的，相同道理」。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來自西方的基督教，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來自西方的馬列主義——當然，它們都是劣質的、歪曲的山寨版本。

當上皇帝的盜賊：劉邦與朱元璋

本書中還描述了劉邦與朱元璋兩個當上開國君主的皇帝的成功之路。感謝司馬遷，即便被漢武帝施以宮刑、割掉生殖器，也要秉筆直書，寫出漢高祖劉邦的若干流氓無賴行徑。盜賊和流氓的一個基本素質就是殘酷無情，即便對親人也六親不認。劉邦有一次被項羽的軍隊追擊，為了減輕車輛的負擔，居然將兒子和女兒推下車，駕車的夏侯嬰趕緊跳下車將兩個孩子撿回來。劉邦再次將他們推下去，夏侯嬰又撿回來。毛也將兒子毛岸英送到韓戰前線，結果喪命異邦。毛對此無動於衷，甚至得意洋洋地宣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盜賊之王對盜賊之王當然是惺惺相惜，毛讀《史記·高祖本紀》後說：「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後來，毛又稱劉邦「是封建皇帝里最厲害的一個」。毛澤東擊敗蔣介石，如同劉邦擊敗項羽。既然毛澤東讚揚劉邦，江青也大肆吹捧劉邦的妻子呂雉說：「呂后也了不起。她對漢高祖劉邦的事業起了很大作用。」毛自比高祖，江青對號入座自比呂后。文革前期，呂雉的「皇后之璽」在陝西咸陽漢高祖陵園附近被發現。據《漢官舊儀》上記載：「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紐。」當時，江青聽說「皇后之璽」是呂雉之物，欣喜若狂，連忙追問玉璽的下落，命令快拿來給她看看。陝西省博物館派專人將玉璽護送去京，江青見之如獲至寶，遲遲不還，直到其垮臺下獄，才被中辦安排送歸山西省博物館。

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比漢高祖劉邦更卑微，劉邦畢過作為帝國神經末梢的「亭長」（類似於村長），而朱元璋根本就是一個流離失所、食不果腹的乞丐及和尚。朱元璋創建明王朝，其盜賊品性也給這個王朝打上了深深盜賊烙印。魯迅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此種物件，都須褫其華袞，庶青年不再烏煙瘴氣，莫明其妙。」魯迅強調說，編寫中國歷史，要注意到「明則無賴兒郎」這種現象，也就是說，明代的帝王，大都具有流氓氣，這當然以「開國之君」朱元璋為最，永樂帝朱棣繼承了父親的這一特質。魯迅從野史中看到了張獻忠的「剝皮」，也看到了永樂的「上諭」，從而發現皇帝之「兇殘」，是不在「流賊」之下的。他說：「我常說永樂皇帝的兇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閒錄》的影響的。」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的屠城之舉是傳承了毛澤東的嗜殺本性，正如朱棣與朱元璋一樣暴虐。

毛在《二十四史》中對《明史》情有獨鐘，在明朝的皇帝中則最推崇朱元璋。毛讀明代馮夢龍編著的《智囊》後也寫下批語：「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是朱元璋耳。」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同陳毅等人談話時，毛澤東又說：「朱洪武是個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個謀士叫朱升，很有見識，朱元璋聽了朱升的話『廣積糧，高築墻，緩稱王』，最後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一九五五年，毛審閱歷史學家吳晗奉命修訂的《朱元璋傳》時，對吳說：「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應該寫的好點，不要寫得那麽壞（指朱元璋晚年）。」毛既然自比朱元璋，當然不願意看到史家寫朱元璋的壞話。可惜，吳晗太過愚鈍，不理解毛的心思意念，反覆修改此書，仍不能讓毛滿意。後來，吳晗寫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馬屁拍到馬腿上，毛認為這是借海瑞的典故來為彭德懷翻案，故而組織姚文元等御用寫手展開批判，從而拉開文革之序幕。

在中國的歷代帝王中，與毛澤東最相似的確實是朱元璋。比如，兩人都是「空手打天下」，朱元璋在位三十年，將幫助自己登上皇位的功臣一個個都殺了；毛澤東在位二十七年，劉少奇、林彪兩個接班人死於非命，其助手周恩來被其下令延遲癌症手術等於被其間接殺害，其他文武百官慘死者不計其數。

毛澤東的一生都是「造反有理」的盜賊

本書最精彩的部分，是寫毛澤東這個現代帝王。作者指出，毛出生於王朝末年，組織自己的集團，以實力打倒國內的政敵，登上皇位，然後開始肅清開國功臣，最後破壞一手建立的私黨，把天下變成一家的天下。毛繼承了中國的盜賊傳統，但也有創新：「毛澤東這個人，在粗暴這一點確實非比尋常，但他絕不是一個野蠻沒有教養的人。甚至可以說，他是一個相當文雅而有教養的人。這一點是他和歷代的盜賊皇帝最關鍵的不同之處。」毛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利用了中國人的奴性，「中國人有被利用的特質，這是事實」。作者感歎說：「毛澤東的傳記之所以有趣，根本不在於甚麼共產黨解放了人民﹑人民站起來了之類的胡說八道，而是在於和他比起來，朱元璋﹑李自成看起來也就不過像個小毛賊，在於這樣的一個大盜怎麼把中國搞得一塌糊塗，怎樣使普通的中國老百姓苦不堪言，痛不欲生。」

中共將毛謚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說毛將馬克思主義推向一個新的高峰。但毛對馬克思主義只知皮毛，他奪取天下更多是向李自成、洪秀全汲取失敗的教訓，也向劉邦、朱元璋學習成功的經驗，用歷史學者傅斯年的話來說，毛乃是「山大王」一流的人物——毛讀《水滸傳》，比學者薩孟武讀得還要透徹。毛曾說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究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是「歪嘴和尚念經」，但卻切合中國的現實環境。高島俊男指出：「『造反有理』的意思就是反抗或教訓地位高於自己的人是一件好事，也就是鼓勵孩子忤逆父母，學生毆打老師，職工圍毆老闆。」當然，誰的反都可以造，唯獨不能造毛的反，敢於反毛的人，如林昭，就慘遭共產政權殺害。

早年與毛澤東在「少年中國學會」有頗多交往的湖南老鄉、後來旅居香港的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對毛看得非常透徹：

在中國文人中，毛澤東只是一個酸溜溜的典型人物；對世界的真實情況自然缺乏理解，即對所謂馬列主義的認識，也不會比他們的「賀龍同志」更為高明；「一不信邪」毋寧說是他這頭湖南騾子的一點長處，但「不怕醜」卻使得他完全忘記了他的本來面目。截至現在為止，他依然迷信幾個口號和幾篇又長又臭的文章便可解決問題，以為只要經過他「鬼畫桃符」的一套，便可實現他的一面反美，而又一面反蘇。

跟那些隔靴搔癢的批毛論述不同，左舜生在《莫誤會毛一無長處》一文中概括出毛的五大長處：一、你不可忘記毛確是一個「不信邪」的湖南人；二、他富有實踐性，即幻想也無阻於他的實踐；三、他頓能運思，可惜的只是「思而不學」；四、他有頗強的組織力，就他操縱軍人的本領說，他不失為一個活宋江；五、他有一種「居之不疑」的氣概。

歷史學家余英時在《打天下的光棍》一文中指出，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寫了一道題為〈賀新郎 讀史〉的詞。旗下半闕云：「一篇談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拓莊礄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這是文革前夕，毛在暗暗調兵遣將，即將親手拆毀他自己打造的黨國官僚機器。余英時評論說：「毛完全不相信中國史上有任何『神聖』的事跡。只有盜賊和造反是值得歌誦的。毛澤東擁有『皇帝型權力』，但他真正認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可見僅僅把他看作中國史上皇帝的延續還是不完全恰當的。中國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誠如呂留良所說，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歷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後便成『正果』了。毛澤東澤拒絕成『正果』，他要永遠保持其『光棍』的身分。」

對於余英時的此一洞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指出，他早在一九八零年代就第一次聽余英時說共產黨是「流氓政府」，一開始覺得太過情緒化，但後來仔細研讀余英時的文章，發現余英時將中共跟明清時代綠林土匪比較，分析中共的幫派政治，說明毛澤東並非如他宣稱的馬、列、史的繼承人，而更像中國土生土長的流氓土匪，他才相信要用這個思路來理解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至今仍然是「毛共」，正如本書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的共產黨，只是空有『共產黨』之名而已，其本質根本不是共產黨。它只是一個為奪取權力建立自己王朝的集團，連國家也算不上。中國說的『國家』，是指皇帝及其統治機構。」若用同樣的史觀和分析模式來看待當下的習近平政權，必定如庖丁解牛、游刃有餘。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