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俄戰爭烽火至今,已從東西方地緣政治衝突的層次,升級為全球性的人文危機,影響所及不只是歐俄交界,更擴及全球性衝突。(美聯社)
今年2月份烏俄戰爭烽火再起至今,已從東西方地緣政治衝突的層次,升級為全球性的人文危機,影響所及不只是歐俄交界,更擴及全球性衝突,從國家到個人無不受到影響。誠如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言,美俄之間未能就外交手段消除彼此矛盾,使得烏克蘭納入北約後成為俄羅斯邊境上的西方堡壘,升級的衝突對全球秩序造成衝擊。
西方國家的升高封鎖與制裁的層次,雖是避免軍事衝突的替代方案,但是與俄國的有限目標相比卻不成比例,反而讓俄國從地緣政治的訴求擴大至以全球化經濟為質。俄國原先所圖為烏克蘭東部地區,但自歐洲反制天然氣管線後,更進一步威脅烏克蘭的農地和農產運輸通道,影響所及從生活豐裕的西歐國家到缺乏糧食的第三世界國家都無法倖免。俄國以其人之道還至其人之身,造成西方國家經濟與社會的重大損失,更侵蝕西方國家原先主張的普世價值大旗。
今年6月份於新加坡舉辦的香格里拉會談(The Shangri-La Dialogue),東南亞各國也陸續表達對糧食安全的憂慮,斯里蘭卡政府也因為通膨和糧食問題加劇而於七月破產垮台,重視基本糧食平準的埃及,將近80%的小麥進口依賴俄羅斯和烏克蘭,今年小麥價格已漲至每噸435美元,遠超過去年的270美元。
日經中文網6月29日指出,烏克蘭自6月中旬起開始收穫穀物,國內的儲存能力欠缺約1000萬至1500萬噸。此外,今年4-6月來自烏克蘭港口的小麥出口量減少8成,相當於世界整體減少量的一半以上。7月12日,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稱,烏克蘭衝突導致全球糧食安全局勢迅速惡化,非洲和中東地區受到的影響巨大,數億人將面臨嚴重的飢餓風險,考驗著西方國家如何平衡地緣政治與人道精神天秤。
由於美國深知北約在諸多盟邦未能達GDP2%的國防預算標準,雖然計畫將中東歐地區的駐軍提高到10萬,但在北約整軍經武到一定階段之前,有限度地提供軍援而非軍事介入烏克蘭,才是現況保障北約利益的明智之舉。然而,現實主義假設國際之間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以生存為目標且為求安全的最大化而擴張權力,一個集體安全組織的目的則是讓國家取得相對的安全收益。誠如米爾斯海默所言國際組織反而限制國家積極表現權力,因為在組織之內需要考量彼此能取得安全的收益,大國付出的最多,絕對值也越高,絕不容許被輕易捲入戰端而影響自己的安全收益。
由於美國不會輕易地因付出微小的國家賠上自己的安全,特別是對上俄羅斯此一量級的核武大國,俄國反而能以此為恃,在能力範圍內盡可能在烏克蘭身上擴大自身的安全,因為美國很難跨出紅線為集體安全的承諾,賠上一場可能影響生存的潛在核對抗。基於國家理性,美國和北約主要的核武國家只願執行經貿制裁和軍事物資援助便顯得非常合理,更何況烏克蘭並非北約成員國,更無國際制度應履行之義務。
歷史也指出集體安全機制或是任何國際組織的不可信賴,一次大戰後曾實現的自由主義理想產物「國際聯盟」,便眼睜睜看著日本奪去中國東北三省而無作為,即使由美國主導限制各國海軍規模的「華盛頓海軍條約」(Washington Naval Treaty)也未能對日本產生具體作用。今年7月4日,近40國於瑞士的羅加諾(Lugano)舉辦烏克蘭重建會議,影響力更不如1925年簽署的羅加諾公約(Locarno Treaties),該公約至替1924年至1930年期間西歐各國關係改善提供基礎,制約德國駐軍萊茵蘭(Rheinland)。
歷史同樣諷刺的是,這兩次羅加諾會議都未邀請俄國(前蘇聯)參與,使得安全議題在缺少有力的共同責任者之下形如一紙,現下的羅加諾會議缺少俄國停火的承諾,甚至連糧食出口安全的保障都得不到。6月29日,北約70周年的馬德里峰向基輔承諾將提供數十億美元軍援,並同意「向烏克蘭提供全面援助計畫,以協助維護自衛權」,也同時將派遣軍隊介入的選項畫下句號。
在冷戰結束後歐洲各國不再以安全為主要政治目標,歐盟顯著的進程在2000年歐元推出時更讓歐盟有著前所未有的制度自信,歐盟基於能動者關係所形成的身分認同,更成就共同的發展價值。2004年5月歐盟第一次東擴更將價值外溢於東歐,一時之間使歐洲大陸沉浸於「快樂頌」的欣欣向榮的氛圍。然而在東歐新成員國進入歐盟後,由於發展價值的差異尚未融合,使得新舊成員之間的結構失衡引發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
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更加深歐洲個體之間身分與價值差異的問題,人道價值的理想再次受到現實利益相對剝奪的挑戰,未能有足夠周延的時間與計畫安置自伊斯蘭世界的難民,使得歐洲各國右翼運動得到空前發展。2017年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中,右翼的另類另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獲得12.6%的選票,一度創下戰後右翼最高的聲勢。屢次挑戰法國總統大選的勒龐(Marine Le Pen)在自由、民主、博愛的三色旗下集結41.45%的選票。勒朋是堅定的反全球化主義者,反對歐盟的超國家主義和聯邦主義,支持鬆散的「萬國之歐洲」,更認為法國得退出歐盟和歐元區。
2022年的法國國會選舉結果更展現法國內部的分裂,勒龐主持的「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席次大增獲得89席,是極右翼在第五共和國時代的最佳席次,更打破19世紀以來的紀錄。另一方面激進左翼出身的梅蘭雄(Jean-Luc Mélenchon)領導的「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取得國會最多席次,位於政治光譜對立的兩大政團卻同樣對援助烏克蘭興趣缺缺,甚至同樣對俄國有一定好感。「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成軍於巴黎的史達林格勒廣場,勒龐在烏俄戰事前夕,曾呼籲法國與俄羅斯加強合作,即使譴責戰事之餘,仍然表示烏克蘭戰爭結束,俄羅斯「可再次成為法國的盟友」。
對內政策方面,兩大政團不約而同的主張對內提高社會福利,勒龐提出「國民優先」,要求提升公民的住房權利,梅蘭雄則要求提高工資與福利水準,對外關係與安全政策同樣主張退出北約,同樣對於現有的能動性表示反動,表達社會現況不滿於相對剝奪感,著重自身的價值與生活觀。據德國能源局長穆勒(Klaus Müller)指出,德國目前的天然氣儲量約能使用一兩個月,捷克和羅馬尼亞也接連反對禁止俄羅斯天然氣的意見,惡化的通膨問題和能源危機恐將催化各國民眾的被剝奪感,烏克蘭的戰場對歐盟百姓而言將是「東線無戰事」。
現今烏克蘭部隊已經撤離東部的利西昌斯克(Lyssytschansk),俄軍緊接著往斯拉夫揚斯克(Slowjansk)周圍的城市密集區推進,這將是俄軍既打通新俄羅斯與克里米亞半島的聯通地帶後的重大進展,烏克蘭內部雖民氣高昂,但外部民意卻未必然一致。烏克蘭研究機構Rating Group民調顯示,9成以上烏克蘭人相信將戰勝俄國,德國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ECFR)」於6月底發表歐洲十數個國家的最新民調顯示,要求烏克蘭對俄國讓步的「和平派」(Peace camp)占35%,多於認為這場戰爭是懲罰俄國侵略行為的「正義派」(Justice camp)的25%。
這份民調與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Jean-Michel Frédéric Macron)希望「不要羞辱俄羅斯,以便通過外交手段解決俄烏衝突」的聲明相近,英國前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也針對這份民調表示了自己的想法,他認為「烏克蘭疲勞」(Ukraine fatigue)正在全球出現,層次更高的G20會議也不打算對俄國發出譴責公報,美國也表示9月份的國際太空站任務仍照常搭乘俄國的聯合號太空船。北約主要國家的現實利益與歐洲市民的被剝奪感是實在的,烏克蘭東線仍離西方國家的生活世界太遙遠。
凡事有法必有破,隨著戰局演進,烏克蘭原先運用無人飛機的反裝甲戰術也出現克制之法,烏俄戰爭也同樣上演矛與盾之間的辯證軍事史常態。俄國投入Krasukha-2陸基移動式電戰系統、及敘利亞曾使用的鎧甲-S1(Pantsir)飛彈系統,和單兵手持的電磁「獵槍」逐漸裝備於俄軍,造成土耳其製「旗手」(Bayraktar)-TB2武裝無人機的遭擊落數十架。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Oleksii Reznikov)也不諱俄國的新戰術與設備對無人機造成一定壓力,烏克蘭軍方更傳出議論是否要持續使用「旗手」。
另一方面,更先進的美製無人機MQ-1C「灰鷹」(Gray Eagle)又無從取得,美國除顧忌與俄國的關係不致決裂,更忌憚會遭到俄國甚至中國取得後進行逆工程解析,包括尋標器和導引元件,還有加密演算法的武器,都可能讓俄軍掌握對應之道。軍事後勤與支援同樣也讓烏克蘭困擾,美國提供的標槍飛彈雖高達5,000套,卻未能提供翻譯與教育訓練,烏克蘭期盼的美製先進戰機在實務上也同樣有教育訓練的問題,使得烏克蘭戰力面臨青黃不接的挑戰。
烏俄戰爭的演進從東歐一隅螺旋上升至全球化的世界,從戰術到國際政治的影響都值得台灣有計畫性的研究追蹤,涉及的領域更應跨越軍事科學與國際政治領域,與全球化與發展研究進行對話。誠如台灣當前追求綠能與永續發展,卻又不得不面對通膨和能源價格高漲對民生的衝擊,相同的本質性問題也同樣於歐洲先進國家出現,由於自然條件的制約和反核使得台灣的挑戰更為嚴峻,歐洲國家現已陸續將核能視為綠能,是為與現實妥協之舉,更是為政權保衛戰。
在大戰略層次方面,台灣需思考籌備全球性的殺手鐧,如同全球在乎烏克蘭糧食,台灣的半導體產能同樣也影響全球經濟,但是面對美日韓等國積極投入半導體產能擴建,僅依靠台積恐獨木難支。國內的公共建設若以國家生存為優先考量,同樣也得從「築高牆、深挖洞、廣積糧、儲水電」四個方面思考提升戰略韌性與生存能力。
中長期而言,佔有足以左右全本市場的位置,才能從經濟途徑提高台灣的政治的地位,以獲得更好的強權擔保條件,經歷兩次大戰敗而不亡的比利時與荷蘭,足以作為借鑑。台灣若能開放國際離岸金融、數位資本市場,仿效新加坡建立國際基金強化與國際資本的鏈結,提升台灣資本市場的國際含金量,經由國外直接投資(FDI)驅動經濟成長,成為如同歷史上法蘭德斯地區(Flanders)的角色,或許更勝過民氣可用。基於現實主義的原則,國家以生存為目的,維護當前利益而無大破之舉,恐難有大立之為。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