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的第四次台海危機的餘波未止，隨著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訪問團陸續來台，美中對於當代國際秩序的根本規範（grundnorm）進入新一階段的辯證。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背後仍不離開脫西伐利亞體系，以權力平衡維持體系的美國，以及中國的天下思維的意識之爭，不只表現在「印太戰略」與「一帶一路」兩大政治符號系統，更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能否延續的關鍵。

曾經見證冷戰且預言蘇聯解體的學者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新政治科學」或許能從「意識之秩序」回應東西方文明的碰撞。他認為歷史中的人類秩序（Order）問題，其核心是起源於「意識之秩序」（order of consciousness），因此國際關係不只是實證科學的一面，更能從意識哲學（order of consciousness）了解國家在歷史體驗與世界中生存的語境，探討到國家對此在的回應，以及對歷史上經驗的「失序」。

失序的體驗讓中國陷入威權的靈知

相較於西方國家較早邁向現代性的歷程，中國自民國成立至今仍在試誤中尋求古典哲學與現代性的調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開啟現代政體的濫觴，經由毛澤東時期的「文化大革命」到胡錦濤的「和諧社會」的嘗試，實為反思「摸著石頭過河」的發展模式，即使是現下的新冠肺炎抗疫模式仍未走出這種「中國式的實用主義」，仍在古老文明與現代性的辯證中持續探索。即使是西方國家的代議民主與資本主義也走過300多年的歷程，才能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勉強保持文明的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對外關係的發展歷程並未有過「正常的體驗」，從清末鴉片戰爭被動接受西方國際體系至今，國際法的規範並非無償降臨中國身上。民族主義的幽暗使得中國未能體會到西伐利亞秩序初建時的益處，更在被動追隨根本規範的歷程中不停地為前一段時期的歷史尋求補償與救贖。從民國初年廢除不平等條約到國際聯盟的參與看似走進一大步，卻又很快的成為二次大戰最慘烈的受害者之一，使得理想與實際的秩序的同一目標更為顛簸。

中國對於西方國際秩序的不信任並未隨著政權交替告終，「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魔魅讓中國更渴求建立自身的秩序，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歷的天下秩序才成為中國追求威權的靈知主義（Gnosticism）形式，這種基於歷史意識追求安全境遇的選擇，更在冷戰的加溫下成為中共建政至今不變終極目標，而要實現此一目標的第一步就是透過「統一台灣」，打破西方現有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中國對外關係的發展歷程並未有過正常的體驗，至今國際法的規範並非「無償」降臨中國身上。（美聯社）

西方的集體制衡來自於意識的不安

西伐利亞體系以來的經驗，制衡崛起中的大國是國際秩序成員共的責任，共同制衡崛起對象的經驗存續於西方國際體系的基本要素，所謂的無政府狀態實為集體安全和制衡的先驗原則。從法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到拿破崙戰爭時期，英法爭霸遍及新舊大陸的背後實為制衡法國打破國際秩序的平衡，學者勒薩弗(Randall Lesaffer)更認為是集體安全概念的重要里程碑，基於意識的不安形成的動態制衡隨著權力的演變而輪替對象，亦隨著西方文明的擴展而規範於所知的世界。

作為西方國際秩序濫觴的西伐利亞體系，至今無可避面的面對美國霸權的例外性。自16世紀大航海時代以來的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發展，雖然為當代西方國家的先驗性(apriority)秩序奠定現代性的基礎，卻也不免讓價值與秩序的體驗相異於其他的文化群體。中國的「一帶一路」嘗試以不同的歷史體驗敘述的秩序觀，實為對西方意識之秩序的回應，全球在地化與去脈絡化的思途徑之外，其他的文化群體關心是否有保留自我符號（symbol）的可能，這也是何以西方提出「債務陷阱」，仍不能制止部分發展中國家投向中國的原因。

東西方在國家主權的意志各自擁護相異的歷史經驗，卻同時需要從外在秩序的優越性回應內在的問題。經歷新冠疫情與內部政治秩序挑戰的中國，未能將法的倫理性和社會性合而為一發展；以民主自由自詡的美國也有著意識之爭，面對來自前總統川普以及其隱含的另一個美國價值的群體，讓美國免臨一場可能的危機。在東西方都需要權力作為救贖的錯誤路徑上，在地表上抹上越多的符號成為表彰自身優越性的一種方式，於是台灣幾乎成為烏克蘭以外的另一個作為證明「應然秩序」的時空。

中國避戰實為不落西方秩序

中國的歷史經驗終究走向不同於西方意識之秩序，一套延續於中國戰略傳統並經歷中國近現代化總結的經驗，包括毛澤東等中共歷代領導人的思想所具象化的演習，便成為中國秩序觀所呈現的符號，這也是何以近兩次台海危機都未跨越軍事衝突的界線。因為中國若重現西伐利亞式的軍事衝突，便讓自身的國家理論依循於西方的秩序之下，使中國陷入西方定義的法律秩序，便無立場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呈現中國秩序的優越性。

對中國而言，透過超軍事手段(Extra-military Emphasis)詮釋對西方秩序的焦慮：軍事威懾和灰色地帶衝突（grey zone conflicts）。基於中國自身的先驗性理解，「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意識使中國更偏向採取權力的內化超越，而非是西方式的外在超越，因此避免一場改變實際秩序的軍事行動。在我們關注西方學界定義的「灰色地帶衝突」的語境之餘，若能還原中國的如何詮釋權力的秩序觀，更能進一步知覺中國運用權力的「能與不能」和「為與不為」的界線。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