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阿多諾說過「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之後，許多根本不知道文學是什麼回事的人就拾人牙慧津津樂道，他們以爲阿多諾的意思是：奧斯維辛的存在令寫詩這回事很無能，繼而他們質疑起整個文學面對殘酷歷史的能力。

其實阿多諾本質上是說：納粹的滅絕大屠殺使一切文明的意義都成爲虛無，即使寫詩這一文明的精粹行爲也與野蠻無異，甚至成爲幫兇，但爲什麼人們還要寫詩呢？詩與藝術是否奧斯維辛所留存的遺物中唯一可能否定野蠻的行爲？

納粹屠殺倖存者、詩人保羅·策蘭寫出了《死亡賦格》，就是爲了反駁「奧斯維辛之後，沒有詩歌」這種歷史虛無。而阿多諾看了這首詩以及保羅·策蘭、奈莉·薩克斯（196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等更多猶太倖存者所寫的作品之後，也公開表示自己的判斷有誤。

如果我們承認奧斯維辛等集中營之後，詩歌隨着詩人的肉體消亡，那才是真正向大屠殺投降了。這一種信念，驅使了身處不同位置的歷史親歷者去書寫人類的絕境，既有策蘭這種直接受害者，也有無奈身爲加害者後代的德奧作家比如說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甚至作爲盟軍當中的創傷後遺症者，比如說本文要談的庫爾特·馮內果。

馮內果要面對的是一樣的質疑：「德勒斯登之後，寫小說是野蠻的？」──德勒斯登大轟炸是二戰歐洲戰場最慘烈的一次轟炸，死亡人數十三萬五千，超過東京轟炸；關鍵是德勒斯登是不設防的文化古城，沒有戰略意義，因此轟炸死者絕大多數爲平民，此舉成爲同盟國極力想淡化的污點。而小說家馮內果恰好當時作爲俘虜身處德勒斯登，是災難的倖存者，他目睹慘況，因此耿耿於懷，其後花了二十四年處理心中創傷，終於寫出一部名著《五號屠場》。

馮內果是德勒斯登轟炸災難的倖存者，他花了二十四年處理心中創傷，終於寫出一部名著《五號屠場》。（維基百科）

五號屠場是當時在德勒斯登的美軍俘虜集中營，卻因爲其地下室牢固而保護了這批戰俘（包括小說主角比利和敘述者／馮內果）與看守他們的四個德軍。屠場爲殺戮而設，卻造就了生還的奇蹟，這樣一個反諷讓人哭笑不得。

也許正是這個反諷啓示了馮內果的生死觀和這本小說的結構，他在小說中引入一個外星高級文明「特拉法瑪多」用來反襯「地球仔」的愚蠢好戰，在特拉法瑪多人的認知中，死亡不代表終結，人永生於時間的各個階段，時間也並非河流而是可以旅行的立體網絡。因此小說主角比利作爲擁有時間旅行能力的人，同時穿梭於1944、1945年的歐洲戰場；戰後復甦的美國和特拉法瑪多星球等地，製造出小說內的平行宇宙結構。馮內果的筆鋒銳利流暢，故事視覺感強烈，因此讀者隨着比利如魚得水地轉換敘事層面而毫不感違和，可以說特拉法瑪多的永生在此變成了小說藝術的永生。

當然，如果從偏向現實主義的戰爭創傷小說角度看來，二戰倖存者比利所相信的特拉法瑪多文明以及他的時間旅行，都是他爲了迴避PTSD創傷綜合症的一種自我催眠，他虛構出一個較完美的宇宙來反駁這個殘酷無情——只會在每一次荒誕的死亡之後喃喃一句「事情就是這樣」的犬儒宇宙。起碼，小說中比利的兒女和醫生都是這樣相信的。

再加上馮內果別具一格的黑色幽默文風，我們常常會捉摸不定比利的敘述那些是回憶、那些是當下、那些是虛構，馮內果就是這樣讓我們在一笑之後細思極恐，因爲在特拉法瑪多人的眼中，我們人類統統都是比利那樣的可憐蟲。而寫作，唯有寫作拯救了比利，當然也拯救了馮內果，甚至從刻意隱諱當中拯救出德勒斯登的歷史。

特拉法瑪多式的寫作是怎樣的呢？比利所見如此：「每一簇象徵符號都是一個簡明、緊急的信息，描述一個情景、一個場面。我們特拉法瑪多人同時閱讀這些信息，而不是一個接一個地看。所有這些信息之間沒有任何特殊關聯，但作家小心翼翼地將它們裁剪下來，這樣，當你同時看到所有這一切時，它們會產生出一種美麗的、出人意料的、深奧的生活意象。小說沒有開頭，沒有中間，沒有結尾，沒有懸念，沒有道德說教，沒有起因，沒有後果。我們喜歡我們的書，是因爲我們能夠從中同時看見許多美妙瞬間的深處。」

這像極了幾年前一部深邃的科幻電影《降臨》裏的外星文，玄之又玄卻治癒、消弭萬物的衝突。可要是跳出小說家思維來看，這不就是現代詩的特徵嗎？殊異意象組成的現代詩，並置着情感、信息和意志，將之同時交予願意虛懷若谷接受它的讀者，讓讀者與詩人同時感恩這個宇宙的無窮瞬間之美。

能寫出這樣的小說，絕非野蠻，乃是幫助我們「禮失求諸野」——以一種重新定義的自由邏輯、野生邏輯去取代在這個早就禮崩樂壞的舊世界那些僵化邏輯。文學的拯救，是如此充滿想象力，但又如此幽微潛行，它不能直接重建那個被轟炸成月球表面一般的德勒斯登或別的什麼地方，但它也許可以重建我們分崩離析的世界觀。

※作者為詩人、作家、攝影師。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