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從今年二月戰爭爆發以來，我對俄國政府多有批評，但我個人對俄羅斯文化其實沒有什麼惡感。而且平心而論，若與東亞天朝相比，我認為泛俄羅斯體系的社會文明水平還是好一點。

當然，徹底的文化相對主義者不會接受這個說法，而會堅持各個社會的文明水平沒有高下之分。OK，敬表尊重。

但無論如何，若以政治權力的節制度、思想言論的自由度、以及被統治者的人格獨立性等因素進行比較，那就還是必須承認，不同社會、不同文化圈在光譜上的位階有差異。不錯，俄羅斯有漫長的專制傳統，但就算是「專制」，不同專制政體也是大有差別。

舉例而言，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有寵信妖僧拉斯普丁的誤國惡名。但即使在這樣黑暗的專制宮廷下，「妖僧」的跋扈也有其限度。首相斯托雷平就曾經當面訓斥「妖僧」，並逼沙皇承諾不再與他見面（儘管後來食言，參《沙皇時代》頁858）。而且，還不只是首相敢這樣進言，總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將軍一度聽到皇后盛讚拉斯普丁的好處，就直接回了一句：「陛下，只要他（指妖僧）出現在最高統帥部，我就立刻辭職。」（《沙皇時代》頁930）

曾國藩、李鴻章有辦法跟慈禧這樣說話嗎？

這也不是尼古拉二世特別寬宏大量，而是君主在政治生態中的角色不一樣。在此之前，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1881年遇刺身亡，而行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第一個刺客被抓住之後，沙皇沒有離開現場，反而下車去跟刺客交談，才讓第二個刺客有出手的契機（《沙皇時代》頁710-711）。倘若以天朝標準來衡量，亞歷山大二世簡直是仁厚聖君了，值得讓一大票文人歌功頌德。

這是光譜相對位置的問題，一山還有一山高，一谷還有一谷低。與西歐相比，俄羅斯是專制的深淵；但若換一個比較對象，就會顯得高山仰止。即使後來蘇聯的統治非常殘虐，造就了「血色大地」的恐怖景象，但若與更低階的共產政權比較，就仍然表現出一定的治理精緻度。

這不是稱讚，惡就是惡，只是差異確實存在。有些東亞的共產黨人把蘇聯的消亡視為一種失敗，孰不知那樣一個巨大結構能在相對平和的情況下解體，避免像東亞帝國的週期性崩壞一樣發生大規模人口折損，這其實是一種成就，需要相當的文明水平。

此舉等於是把社會從一個無以為繼的政治結構釋放出來，重新獲得發展的機會。雖然有人後來又把這個機會搞砸，但那是另一回事。而且，有些脫離那個結構的社會，也確實把握機會作了升級，轉型成更豐裕的國家。後冷戰和平的發展機會窗口曾經開啟過，有些社會有抓住，有些沒有，成敗在人。

至於東亞的天朝末路是否也能有同樣等級的幸運？坦白說，我對此就不太樂觀了。（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註：以上沙皇軼事引用自英國史家Simon Sebag Montefiore的《沙皇時代：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史》(The Romanovs: 1613-1918)，陸大鵬譯，馬可孛羅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