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的趨勢，從烏俄戰爭前夕，只有26%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在即將爆發的衝突中發揮重要作用，到了三月底，眼看烏克蘭持續反抗，面對通膨高壓，儘管仍有六成五民眾反對美國出兵，卻有高達八成美國人同意向烏克蘭提供軍備，到了八月，肯定美國軍援烏克蘭作為者有45%。

美國人對烏克蘭戰事的態度，「支持」或「同情」烏克蘭一方，無庸置疑占了絕大多數，但未必全直接反應在實質援助（包括軍援和出兵）之上，這和長期以來，美國社會「左翼反帝國主義」、「右翼孤立主義」和「外交政策現實主義」三大「反戰（尤指美國派兵）」力量有關。但上述趨勢，即戰爭前夕不到三成美國人認為政府應該在戰爭爆發時扮演重要角色，到八月已有四成五民眾正面看待美國支援烏克蘭（美國為烏克蘭提供的軍備為各國之冠），這一變化，亦可看成美國社會對所謂「反戰」內涵的重新審視。

正如同《大西洋月刊》專欄作家詹姆斯·基爾奇克在最新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已讓美國內部自詡的反戰陣營有些站不住腳。

無論戰爭之初對烏克蘭抵禦能力的極度悲觀，或是因為戰爭出現延長賽，而對俄羅斯必敗的高度樂觀，美國社會數月來對怎麼聲援烏克蘭，可謂莫衷一是，直到今天又進入新的解讀盤整，諸如，俄羅斯對鄰國安全威脅恐揮之不去，烏克蘭將發展出更具防衛性的軍事刺蝟，普丁不會退縮，澤倫斯基不會投降，俄羅斯會不會因「核選項」把美國拖進戰局有待觀察，烏克蘭最終將取得勝利，只是會變成長期抗戰，人員傷亡也會繼續增加。

那麼，這樣的發展是不是印證「左翼反帝國主義」、「右翼孤立主義」和「外交政策現實主義」最初的批評，即「美國煽動烏克蘭人犧牲自己，把他們推向美國恐俄的祭壇」？或是「西方國家只想把烏克蘭人當炮灰」？以及譏諷「我們將為烏克蘭獨立，戰到剩下最後一個烏克蘭人」？

實際上恐怕是恰恰相反。

因為，現在真正遭到檢驗的是「和平主義者是不是反而成了親法西斯主義者」，就像在二戰期間最初反對抵禦德軍的英國人一樣，完全沒想到在德國占領法國後，自己就要面對德軍轟炸。詹姆斯·基爾奇在他的文章中又提到了喬治·歐威爾那句發人深省的名句：「如果你阻礙了其中一方為戰爭所做的努力，無疑就是在支持另一方。」

這句話套用在當下，就是如果美國接受「左翼反帝國主義」、「右翼孤立主義」和「外交政策現實主義」的建議，在烏俄戰爭中坐壁上觀，或任憑俄羅斯鯨吞烏克蘭，今天也許能暫時避開和俄羅斯的衝突，但明天呢？事實證明，遇上貪婪的獨裁政權，勸告有用嗎？迴避有用嗎？所謂「可能的外交途徑」，最後不都被普丁個人的意志和邏輯給取代，當一個獨裁國家持續對民主鄰國發動戰爭，美國最後還能置身事外？

「反美帝」的心理有其歷史成因和道德性，「反戰」當然也站有道德高位，就人類尋求和平相處的智識來說，也是正確的。但是，二戰期間，最終打敗法西斯主義，真正讓歐洲國家獲得和平的，是「左翼反帝國主義」？「右翼孤立主義」？還是「外交政策現實主義」？

再者，當普丁終究以「核戰略」作為威脅，以「槍桿下的公投」把烏克蘭國土據為己有，那些起初將戰爭罪過歸咎美國和北約挑釁的人，能無視一個自行其是的俄羅斯。至於一開始聲稱應該把軍援烏克蘭的經費，優先用在改善國內中低收入戶生活者，又怎麼看待俄羅斯對世界安全秩序造成的破壞。

此外，反戰訴求能獲致和平的途徑，關鍵多是來自發動戰爭的一方，就以當今世界最和平穩定的北歐為例，1905年挪威欲從瑞典的統治下獨立出去，瑞典國王將此視為叛亂，打算出兵攻打，卻遭到瑞典和平主義者串連、請願攔阻，終究促成瑞典接受以外交方式解決爭端，因為源頭無非在瑞典國王不動刀槍，一場戰爭就能直接避免，今天不也是這樣，為什麼普丁要一邊打烏克蘭，同時在國內形塑反戰就是叛國的氛圍，因為他們才是好戰者真正顧忌的「反戰」力量。

可以說，這次烏俄戰爭，不只是讓美國研議出了一套聲援盟友的新途徑（軍援不出兵），他們可能也正在藉此釐清，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反戰，什麼才是真正的追求和平。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