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當代國際時局變化萬千，連帶使得許多國家領導者面對的問題益發複雜，這也是尤其進入21世紀後，美國副總統很難再「無所事事」的重要原因。過去就美國憲法，副總統只有在總統去世、辭職、被解職或重大殘疾下才有角色，或是長期被歸為國會附屬，主責打破參議院的投票平局；但這樣的設計早不符時代所需，在確保國家有效治理下，副總統已不只被視為政府不可或缺的成員，更被認為應該納入白宮權力中心，職能且宛如「總統超級顧問」。

既然副總統不能只在「備位」時才發揮作用，那麼，總統候選人在選舉期間挑選搭檔時，當然得預先著眼他究竟要和什麼樣的人共事。像是1940年小羅斯福競選總統連任，前有尚待復甦的美國經濟大蕭條，後有山雨欲來的二次戰爭，小羅斯福便曾強烈要求民主黨必須提名華萊士擔任他的副手，否則他將退出選舉。之後，小羅斯福果然在在戰爭計畫和外交訪問上，多所倚重華萊士。

到了1949年，杜魯門總統進一步簽署法案，直接將副總統納入管理國家外交政策、人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以作為自己當年擔任副總統時，卻被評屏除在「曼哈頓計畫」之外的副手角色補正。

到了1950年代，艾森豪甚至直接授權尼克森在他生病時，即可代為主持政府和國家安全會議。尼克森並曾扮演總統特使，以平均一天飛行1萬公里的跨國旅行，代艾森豪會見了亞洲、中東數十位國家領導人，甚至還一度和蘇聯總理赫魯雪夫就資本主義的優劣當面進行辯論。

當總統參選人的副手從早期由政黨決定，漸次轉而由總統參選人自己指名後，儘管歷來仍不乏擴充選票的考量，例如性別、族裔、副手「票倉」（州）等等，但總統、副總統彼此間夥伴關係模式的味道，卻只有愈來愈濃。到了1970年代的卡特，他再廣開副總統涉政大門，從不設限副手參與情報會議，到和總統例行私人午餐，連軍事、外交政策，他的副手蒙戴爾都獲予出席。當年包括敦促南非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緩和以色列、埃及緊張情勢的大衛營協議，以及召集聯合國安置印度支那難民，等等由美國出面的重大國際斡旋，都看得到蒙戴爾的身影。

卡特定下的「慣例」影響深遠。之後（老）布希擔任雷根副手時，就曾銜總統之命訪問中國40餘次，以緩解當年所謂「恢復台美關係」對中國政府帶來的刺激。雷根重用布希的程度，甚至曾大到讓當時的國務卿感覺權力遭到侵犯。

此外，高爾不只參與了柯林頓總統的每日情報，還被譽為是柯林頓「政策討論的全面性合作夥伴」，以及「柯林頓政府外交政策團隊關鍵成員」；錢尼更位居小布希反恐政策的總設計師，是一位「擁有空前權力的副總統」；拜登擔任歐巴馬總統副手期間時的直言不諱，則被看成是一名資深議員對年輕總統的重要引導；即使自信滿滿的川普，也不否認執政之初，他的副手彭斯大有替其穩定國內外政局的貢獻；又就算將現任副總統哈里斯歸為「弱勢總統」，她卻也曾獲拜登任命前往處理美墨邊境棘手的兒童難民問題。

可以說，愈是面對世局挑戰，副總統就愈沒有純粹備位的條件，尤其總統制國家中一名「現代化的副總統」，已很難在國政的談判桌上缺席，對美國總統參選人而言，副手無疑只有愈來愈傾向於「橢圓辦公室的重要資產」，也只有在彼此能夠合作的基礎上，才能確保一個有效管理的白宮。

美國總統、副總統關係發展，當然值得處於地緣政治重要位置的台灣參酌，從這一角度觀察，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挑選駐美代表蕭美琴擔任副手，便是再正常不過的布局。反之，當我們看到前段時間「藍白合」略有眉目時，柯文哲卻提到假如他做侯友宜（國民黨）副手，他將「強力監督總統」，這一「創意」恐怕嚇壞了不少憲政學者，而他的快人快語，不正顯示了國民黨、民眾黨過去以來在協商孰正孰副的同時，果然完全未曾思索總統、副總統之間的現代化角色需求，如此，為國家政局穩定，藍白最終不硬湊成堆，或許才是好的發展。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