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智程專欄:台積電赴日投資帶給台灣的「機會」與「風險」(4之3)

張智程 2024年02月24日 07:00:00
台日間因為台積電赴日而開啟另一個合作的紀元,但在台日兩國構築真正實質對等的雙贏關係過程上,卻還留下許多本質的課題。(美聯社)

台日間因為台積電赴日而開啟另一個合作的紀元,但在台日兩國構築真正實質對等的雙贏關係過程上,卻還留下許多本質的課題。(美聯社)

台積電熊本一廠在今天(24日)開幕。

 

在美中科技戰徹底改變半導體產業的全球化格局後,台積電為了因應美國等同盟國家政府、以及客戶針對供應鏈韌性化的要求,開始調整經營策略在陸續與美、日、德國政府談判達成設廠補助金的協議下,展開海外擴廠。熊本廠作為地緣政治時代下第一座在海外順利落成的晶片廠,自然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在地緣政治主導供應鏈重組的結構性因素促使下,今天高度集中於台灣的半導體製造供應鏈開啟了往海外分散的節奏,當然會為台積電單一企業、台灣總體經濟產業,以及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國家利益帶來不一樣的機會與風險。而現時點關於機會與風險的判斷,本質上都取決於台灣半導體製造供應鏈分散在海外的「比重」以及製程技術的「先進」程度上:隨著半導體晶片在海外、特別是目前看起來最具可行性的是日本生產的產能比重擴大、海外供應鏈生態系完整化,乃至於海外生產的經濟合理性上升,無論是台積電單一企業必須要增加管理海外廠風險的能力,乃至於對於台灣的總體經濟產業、甚至於國家安全都有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挑戰。

 

 

我們以「台積電單一企業」、「台灣總體經濟產業」、以及「台灣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的三個層次去逐一分析:

 

一、台積電經營的機會與風險

 

(一)台積電赴日設廠的機會

 

我們把台積電赴日設廠的對於企業經營與成場的機會因素,分類為主要結構性機會與次要結構性機會。主要結構性機會可以為台積電解決當前所面臨的經營課題,而次要結構性機會則是台積電在日本投資的附加誘因。

 

1.主要結構性機會:

 

在台積電主要顧客與各國政府對於供應鏈的強韌化與風險分散的要求下,台積電勢必要採取策略,以因應特別是來自客戶的供應鏈多元化要求。

 

相對於將供應鏈搬到美國與歐洲先天上所存在的困難,採取在鄰近友好國家進行「友岸擴張(Friend-Shoring)」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因為台日地理距離鄰近,就近往日本擴張,特別是目前熊本一廠與二廠所在的熊本縣,可以減輕擴張成本以及人力調動與供應商資源的調度成本。

 

此外,因為日本政局穩定,在中央政府推動「誘致」台積電赴日投資的政策過程上,不存在內部雜音,且地方與現場也不存在有力的工會等壓力團體的情況下,日本得以加速推動並確定台積電的設廠補助金。在日本之所以相對順遂,主要結構性因素是因為日本國內廠商的邏輯晶片製造停留在40奈米製程,已經完全喪失推進研發的能力,日本要取得先進製程的國內製造,惟有借台積電之力一途。

 

再者,日本的職場文化與台灣相近,具有敬業的傳統。而日本勞動流動性更低,有利晶片製造業發展。加上日本薪資水準因為經濟發展停滯過久,使得勞動成本已顯得相當低廉,除了結構性人口不足這個致命因素外,日本理想的勞動市場提供了高端製造業在供應鏈重組的趨勢下理想的投資環境。

 

而熊本豐富的地下水資源和九州作為農業為主的區域而較為豐富的餘剩電力,都是可以解決台積電當前在台灣面臨台灣地理範圍內台積電擴張面臨的缺水、電、土地、人材與勞動力的「五缺」瓶頸的解方。最後,加上日幣於2022年開始巨幅貶值,使得海外廠商赴日投資成本大減三至四成,更大幅強化了台積電赴日投資設廠的經濟合理性。

 

2.次要結構性機會(附加誘因):

 

台灣與日本在半導體產業全球供應鏈中的位置互補,台灣在先進製程製造的研發製造上具有主導地位,而日本不存在台積電的同業競爭對手,日本企業僅在半導體材料與製造設備上具有優勢,因此台灣半導體產業與日本材料與設備廠的合作關係大,競爭關係少的情況下,自然出現雙邊企業共同的誘因展開合作。

 

今後在先進製程往異質整合與3D封裝的研發競爭上,台積電若以在日本生產的優勢與日本具有關鍵技術節點的材料與設備公司合作,也有利於台積電在先進製程的研發上拉大與三星、Intel等主要競爭對手間的領先優勢。

 

(二)台積電赴日設廠的風險

 

而在台積電海外廠的擴張過程中,相對於美國與德國廠所面臨諸多的不確定性,日本廠面臨的風險相對輕微且可控。但我們仍然分析整理出①日本政府補助金的附帶條件可能影響台積電的經營節奏、②日本結構性的人材不足可能限制半導體在日本的擴張、③日韓關係轉暖可能影響台積電對三星的技術領先、④熊本的風災與火山等天然災害風險與基礎建設防災能力不足,以及⑤日本政局變化對台積電在日本可能造成的五種潛在性經營風險

 

 

二、台灣總體經濟產業的機會與風險

 

(一)台灣總體經濟的機會

 

台灣經濟之所以可以達成今天的榮景,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資通訊產業的全球供應鏈水平分工發展了三十年以後,台灣成為了半導體製造高度集積的世界中心的客觀結果。而地緣政治紐約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自然加速了台積電往海外設廠分散產能於海外的經營判斷。

 

台積電往日本擴張,因為地理上的鄰近性、成本上的低廉性、職場文化的相似性以及政治過程穩定性等因素,成為了相較於依然充滿不確定性的美國廠與德國廠建廠計劃,最具潛力達成海外廠生產具有持續可行的經濟合理性的目的地。 

 

如果以確保最先進的研發與製造生態系維持以台灣為核心的目的,則在全球供應鏈脫中國化重組的過程,在地理上漸進式地擴張到像日本這樣的周邊友好國家,使台灣企業主導的半導體供應鏈生態系,突破台灣地理空間上的發展障礙與風險,進一步在地理上鄰近的友好國家擴張成長,自然有利於台灣半導體產業主導的供應鏈生態系,超越台灣地理範圍內的發展障礙而進一步成長壯大。

 

而台灣與日本在供應鏈上的角色逆轉,出現歷史上第一次台灣企業北進日本投資,在日本打造台灣企業主導的高附加價值工業產品的製造生態系,亦是台灣經濟發展史上值得台灣人驕傲的歷史事實。

 

(二)台灣總體經濟的風險

 

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誘致」台積電赴日設廠的終極目標,在於希望借台積電之力,在日本打造跟台灣一樣完整的半導體製造供應鏈。這個日本基於「經濟安全保障」確保日本具有作為最重要戰略物資的半導體的生產能力而策劃的核心國家戰略,自然本質上與台灣經濟乃至台灣的總體國家利益存在實質上的競合關係。

 

我們已經注意到熊本二廠宣布生產的6~7奈米製程、乃至於國際媒體報導關於台積電在日本設立第三乃至第四廠推進至先進製程的談判內容,都已經超越日本原初邀請台積電赴日,以提供日本國內SONY、Denso等客戶晶片需求的範圍。如果因為日本政府持續支援設廠補助金、強化推動台積電在日本擴張更多產能與先進製程產品製造,並在政策和地緣政治的外部因素下使日本的半導體供應鏈生態系趨向完整化、最終使日本生產晶片的經濟合理性上升到與台灣生產相當的場合,從台積電到其他半導體供應鏈的台灣廠商,自然會更加速向日本發展的經營判斷,對台灣就自然會產生因為半導體廠商放緩乃至停止投資,而對台灣總體或地方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風險。

 

雖然我們可以理解台灣政府為了維繫與價值同盟國的信賴關係,而對台積電到美、日、德等國進行海外設廠保持正向卻低調的立場。但台積電因應客戶分散風險的要求,以及像日本這樣友好國家為了取得作為「最重要物資」的半導體晶片的生產能力所提供的設廠補貼,而加速將產能往海外分散,究竟對於台灣總體經濟產業會帶來多少正面或負面影響?我們依然沒有看到任何來自台灣政府單位或智庫所進行的影響試算研究。

 

 

三、台灣在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上的機會與風險

 

(一)台灣在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上的機會

 

在科技地緣政治主導供應鏈重組的過程中,對台灣半導體產業而言,選擇向日本進行「友岸擴張(Friend-Shoring)」,有利於維持半導體全球製造供應鏈在地理上以台灣為中心的現狀。同時在面對美國聯邦政府與歐洲主要國家政府都重新擁抱產業政策,動用國家大規模財政資源補貼,希望半導體製造業回歸本國製造(Reshoring)的國際趨勢下,與日本合作打造集中於台日島鏈的供應鏈,自然可以期待抗衡美歐政府與產業界「製造回歸(Reshoring)」對半導體製造去台灣中心化的風險。

 

最後,台日關係互信友好,若因台灣半導體供應鏈赴日擴張,而增加貿易與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更有助於台日關係的全面深化,最終使兩國強化在抗衡中國威脅上、加速開啟外交、經貿和國防安全層次合作升級的期待。

 

(二)台灣在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上的風險

 

然而,另一方面台積電赴日設廠與日本共享半導體製造供應鏈的本質,自然是對外分散了台灣賴以維持經濟繁榮與國家安全關鍵的最大資產---「矽盾」。日本希望透過補助台積電在日本生產的比重以及先進製程技術的推進,而使日本取得半導體晶片這個最重要物資的生產能力,乃至於在日本打造現在高度集積於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鍊,拯救日本國內持續縮小以及逐漸喪失與AI等世界最先端技術共同成長的製造業;日本也期待自身成為地緣政治局勢冷戰再臨、全球供應鏈脫中國重組的時代,科技業尋找分散與迴避地緣政治風險的最終目的地。如果日本達成以上戰略目標,則台灣與日本共享半導體供應鏈必然有矽盾弱化的疑慮。

 

些許遺憾的,在至今為止日本政府爭取台積電赴日的談判過程,像是一場單純針對台積電的招商交涉。日本政府為了達成國家與經濟安全保障的核心戰略目標而傾全力「誘致」台積電赴日,台積電則是在衡量客戶與市場需求又特別遭遇美國設廠的瓶頸下,而積極評價在日本推進擴張產能的規劃。但這場本質上是涉及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核心的最重要戰略物資供應鏈生產能力的交易,卻在一個完全沒有把台日兩國間深化國家經貿結構合作談判與國家和經濟安全層次合作放上談判議程的情況下進行的。

 

台灣如果願意與日本共享作為台灣核心國家利益與生存關鍵的「矽盾」,除了因為台日兩國之間具有友好與互信的基礎,自然必須也是日本在台日經貿合作與國家安全情報、乃至國防合作層次上,與台灣達成有助於台灣維持生存與繁榮現狀的「籌碼」作為「等價交換」的條件來進行,而非僅止於提供單一企業補助金的單純招商交易。

 

今天開始,台日間因為台積電赴日而開啟另一個合作的紀元,但在台日兩國構築真正實質對等的雙贏關係過程上,卻還留下許多本質的課題,需要雙方秉持誠意坐上談判桌去共同解決。

 

※本文作者為國科會新智庫「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半導體產業政策研究組(DSET-SEMI)組長。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碩士與京都大學法學博士,旅居日本十五年,曾擔任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美國大學費正清中心博士後客座研究員與日本中央政府科技產業政策智庫研究員,參與日本政府科技政策與經濟安全法制制定,專攻地緣政治與經濟安全之相關法制與政策議題。​

 

【延伸閱讀】

● 張智程專欄:台積電北進──熊本迎來「明治時代以來的天光」?(4之1)

● 張智程專欄:台積電赴日設廠存在的五項經營風險(4之2)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至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分簡介。

上報現在有其它社群囉,一起加入新聞不漏接!社群連結

 



回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