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近午，四名美國教師在吉林市被人刺傷。犯罪嫌疑人已被抓獲，據當地警方的最新通報，此事的原委是：「崔某某（男，55歲，吉林市龍潭區人）在北山公園走路時與一名外籍人士發生碰撞，遂持刀刺傷該外籍人士和三名同行外籍人士，以及上前阻止其行兇的一名中國籍遊客。」

不難推斷，這份字斟句酌的通報旨在弱化此事的嚴重性，「發生碰撞」的說法至少顯得這是一起非預謀的偶發事件，然而，這裡面還有許多疑問：為什麼一個人會隨身帶刀去公園？「碰撞」又是誰碰撞了誰？若只是湊巧衝突，為什麼刺傷一人之後還要繼續刺傷另外三名同行外籍人士？

這兩天群裡聊起，不止一位群友的反應都是「義和團又回來了」，這種襲擊老外之舉，很容易召喚起相應的歷史記憶。當然，行兇的具體動機還有待查明，但真正令人憂慮的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大眾對事件的反應。

雖然有不少人質疑「誰出門隨身帶刀」，認定還有內情，但對一些人來說，對「內情」的理解也不一樣：「一定有內情。要不不可能無緣無故傷人，再說還是對方人多的情況下。」

在「介面新聞」的相關報導底下，高讚（數）留言都是這樣：

「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崇洋媚外。」

「不是互毆嗎？」

「一挑四，還贏了，老外戰鬥力不行啊。」

「4名美國佬、都是美國佬，肯定說中國壞話來著，只不過沒有想到身邊一個中國人聽得懂英語。」

「一名中國遊客和4名外籍教師，這麼寫才合適。本國人最重要。」

還有人認為，這事幸好發生在中國，要是換位思考，中國人在美國得不到這樣的待遇：

「有幾個中國人在美國沒有被搶劫過？這只是雙方發生肢體碰撞，然後引發的鬥毆事件，美國人戰敗受傷罷了。有刀具算什麼，估計在美國就是槍戰事件了。」

「中國人如果在美國被刺，會不會這麼快就出警抓捕嫌疑犯，這個問題值得中國人反思。」

在「環球網」的報導底下，有一位直接給出了結論：「肯定是老外仗著美國身份衝撞了同胞，希望早日釋放有民族氣節的中國人。」

在現已消失的一條視頻（影片）底下，還有這麼兩條讓我印象頗深的高讚留言：「會不會是這四個美國人自導自演的？」「一定是日本人假扮成行兇者！」

所有這些留言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假定「我們」是清白無辜的，甚至都不願意和行兇者劃清界線，而傾向於輕描淡寫地將之看作「互毆」，又或乾脆是對方仗勢欺人在先——他們也喚起了歷史記憶，但不是義和團狂熱排外的那些，而是近代受洋人欺辱的那些，既然如此，仇外攻擊就是正當的。

為什麼在經歷了四十年的繁榮進步之後，出現的一幕竟是「義和團重來」？

無數知識份子對這個問題或是想不通，或是懶得想，就只簡單歸結為一個退化論現象：由於某種神秘的合力，發生了肉眼可見的「愚昧倒退」。但問題要是這麼簡單就好了。

真正值得恐懼和警惕的地方在於：這不是偶然的異常倒退，而恰是我們這個演進過程中正常的結果。正因高歌猛進的長期繁榮強大，催生了一種可以理解的強烈自豪感，這又勢必讓一些國人產生一種補償心理：以前是迫不得已，但現在都強大了，為什麼還要像以前那樣對洋人那麼客氣？

儘管從理論上說，這像是一種「撥亂反正」，但這一不小心就會用力過猛。就像大正時期的日本少壯派，嫌惡明治維新的「鹿鳴館時代」不免崇洋媚外，是「國風黑暗時期」，而現在他們不僅要爭取平起平坐，還要蔑視「美英鬼畜」，不然無從發洩他們鬱積已久的力比多。

正因此，將這次的事件簡單看作「回潮」還是「愚昧排放地方才發生的事」，都可能會讓我們產生致命的誤判，這是時代氣候使然。

事實是，這樣的情緒到處暗潮湧動。五月底復旦大學開國際學術會議，有個80多歲的美國泰斗，上計程車搬行李去機場，動作稍慢了，聽說也遭復旦皇冠酒店的保安當場大罵「不要以為你是美國人」。正如說起此事的友人所言，這兩件事「性質是一樣的，只是吉林動刀了」。

之前我就意識到，中國人那種「國內最安全，國外處處危險」的普遍心態，隱含著一種自我封閉的衝動，但現在看來，我當時少考慮了一點，那就是：這種自我封閉不僅僅是「自己不想出去」，有些極端者還可能表現為「不歡迎外人進來」。

也許這些人無法理解的一點是：他們這樣看似極力捍衛「我們」的利益，但最終反而會損害中國利益。儘管內情還有待釐清，但四位外籍教師被刺傷、周圍無人救助、大眾對事件的反應……凡此等等，要讓外媒相信中國是一個對外友好的國家，至少將花費很多額外努力。

1891年，俄國皇子到訪日本，在琵琶湖畔的大津被日本員警津田三藏用刀砍傷，起因是當時日俄關係緊張，到處流傳俄國皇子來訪「是來為侵略日本探察敵情」的流言。「大津事件」發生後，明治天皇親自登門道歉，日本政府為消除事件影響，有意重判，但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堅持作出無期徒刑判決，青木外相、山田法相、西鄉內相辭職。

查攸吟在《日俄戰爭：開戰背景及海戰始末》中談到了此事：

這一事件卻因為出人意料的審判結果，而有一個令人始料未及的副產品——由於日本法官在審理中表現出來的司法獨立精神，以及不畏於政府壓力的勇氣，使此前對日本法律毫無信任可言的歐洲人逐漸認識到，此時的日本已不再是當初那個會命令傷害了外國人的凶徒排隊在受害者面前切腹自裁的「野蠻國家」了。由此為開始，各個和日本簽署有不平等條約的西方國家逐步放鬆了對領事裁判權的把握，最終將司法權力完全交付給了日本政府。

這可能與中國人印象中對列強的印象有所不同，洋人要求的未必是「往死裡嚴懲兇手」，而是符合一個現代文明國家的應有標準。

我們現在也在上這麼一課：事件究竟產生什麼影響，並不取決於事件本身，而取決於我們如何反應。如果要謀求對等的待遇，那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卑不亢地公平待人。關起門來自我陶醉並不是出路，世界當然離不開中國，但中國更不能失去世界。（本文轉載自《中國數字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