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馬林（Sanna Marin）以34歲年紀當選芬蘭總理，且是當年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四年任期，她為備受俄羅斯威脅的芬蘭樹立一定的正面形象。2023年卸任，她不過38歲，青春正盛，且顯然另具企圖心，在短暫轉任國會議員後，遂向議會自請辭職，宣布加入「布萊爾全球變遷研究所」（Tony Blair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

布萊爾全球變遷研究所由前英國首相布萊爾設立，在他號召下，成員已超過50多個國家的前領導者、政府官員、政策幕僚和專家，主要關注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包括極端主義和民粹政治。馬林任內建樹之一，就是促成芬蘭成功加入北約，這舉動雖被莫斯科媒體形容成「背後捅刀」，但也確立了馬林鮮明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立場，之所以棄國會議員就布萊爾研究所，反映了她對外交事務依舊躊躇滿志。今年初，馬林又取得一項新職，加入了「烏克蘭安全和歐洲大西洋一體化國際工作小組」（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on Security and Euro-Atlantic Integration of Ukraine），這一工作小組是由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幕僚長葉爾馬克共同主持，主要目的在為烏克蘭勾勒加入北約方案。

總之，卸任總理後的馬林一刻不得閒，並藉由既有，且和芬蘭切身相關的國際組織繼續「事業第二春」，同時證明了人口僅560餘萬的北歐小國，未必就沒有國際影響力和發聲權。

更早之前，2014年10月10日，北約選出新任秘書長斯托藤伯格（Jens Stoltenberg）。斯托藤伯格之前是挪威高人氣總理，卸任時的滿意度仍超過五成，當時他也不過55歲，政治能量依舊豐沛，任職北約秘書長10年迄今，正好遭逢北約成軍史上最動盪時期。

斯托藤伯格擔下如此重責，一開始可能並不在自己生涯規劃之內。一者，挪威在歐洲國家中並非「傳統要角」，二者，在內閣制環境下，過去他的表現並不算搶眼，直到總理任內發生挪威722屠殺事件，他才因帶領國家度過一場嚴峻的考驗，廣獲國際媒體注意，進而也讓人發現他在處理和俄羅斯的緊張關係上，有其獨特的外交能力，連當地右派媒體《晚郵報》也不吝稱許他和俄羅斯的交手經歷是「一筆豐厚的政治資本」（斯托藤伯格屬左派／工黨）。當他卸任總理，直取北約秘書長，輿論對他這位新掌舵者的觀察，即是「一位運用政治力多於軍事力的新形態北約領導人」。北約網站關於他的介紹寫有一段：「以穩健的雙手和冷靜的頭腦帶領北約度過一次又一次危機。」便又說明了為什麼斯托藤伯格能獲得盟軍一致支持，史無前例四度連任北約秘書長。

相較馬林，斯托藤伯格卸任總理後，位居於更重要的國際組織領袖，他出身所在，卻也僅是550萬人口的北歐小國，但國家規模並未框限其卸任後的國際舞台，這個世界仍賦予他們相當發揮空間。更別提挪威前總理布蘭特倫（Gro Harlem Brundtland），她1981年擔任挪威總理，任內因環境專長，受世界衛生組織之邀，成立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並擔任主席），1987年，再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一躍成為全球倡導永續發展的權威，卸任總理後，1988年，她順理成章被推選為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

從布蘭特倫、斯托藤伯格到馬林，分別代表了北歐三個世代的領導者，他們的專長領域不同，共同點是卸任後，皆不受國家地理位置、條件和人口所侷限，而能轉向活耀於國際，回過頭亦為自己國家營造正面形象。

馬林任內，迎面普丁軍武威脅；斯托藤伯格任內，遇上俄羅斯高北地區資源搶奪。而兩個小國在維護自身利益外，一併擋下的，其實還有不令俄羅斯的極權意識在國際（尤其歐洲）間坐大，對國際秩序貢獻良多。同樣的，台灣因中國政、軍、經壓迫而來的存續問題，從經濟、人權、民主、自由到維護地緣政治穩定，利害關係早已不只是台灣本身而已。此刻，前總統蔡英文正在訪問歐洲，美國媒體報導她可能在下月訪問美國，已然「一介平民」，卻因卸任元首餘溫尚在，和捷克政要同框，造訪法國參議會，自然也會被賦予一定的國家外交意義。

因此，即使蔡英文已經卸任，她也會讓中國顧忌，並同樣盡可能要限縮其舞台空間（蔡英文此行因之暫緩造訪英國，也包括阻撓卸任副總統陳建仁參加APEC），道理就在倘若進一步讓台灣卸任元首在可見的國際舞台取得成效，不必到布蘭特倫、斯托藤伯格和馬林的程度，無疑都代表了台灣正持續走向「世界的台灣」，而當台灣愈往「走向世界的正常國家」發展，唯一衝擊，必然就是讓中國所有的對台政策都顯得不正常和更不可理喻。

前總統蔡英文正在訪問歐洲，先是捷克，後是法國，美國媒體報導她可能在下月訪問美國。（圖片取自蔡英文臉書）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