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25日余紀忠突然出現在紐約編輯部，但不是為受到黨內批判的奥運新聞而來，是為美洲中時一篇批評雷根總統的社論而來。

那一年，正是美國雷根總統競選連任，美洲中時自是以重要新聞加以看待，9月21日總主筆交下一篇由孫慶餘主筆撰稿的社論，因孫素來並非親國府人士，我略加留意，發現這篇社論對雷根有些批評，且並無新意，乃商之於總主筆，但旋為尊重其職權而照發。

老實說，在美國這個民主國家，批評總統是有如家常便飯的事，就好像台灣現在一樣，媒體幾乎無日無之。而我們這種少數民族報紙上的批評，倘使不過拾人牙慧，並無多少見地，要說會獲得多大反響，幾乎有如天方夜譚。奇特的是，這篇社論才一刋出，台北的電話就來了。

據中國時報發行人儲京之先生說，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與他通電，要他轉告余紀忠：「美國政府對這篇社論非常不滿，恐將影響中(台)美關係與對台軍售！」並要余紀老即刻赴美「處理」。

這篇社論才登出來，美國政府馬上看見？馬上光火？馬上要駐美代表錢復向台北反應？並明白表示將影響雙方關係及對台軍售？

是嗎？美洲中時的影響力何時竟達到國際上的這等高度！台美關係何時竟緊密到臻於如此的熱線程度！國與國之間的往來怎地竟好似市井小民相互幹譙般地到這個地步！

余先生是真的緊張了

這究竟是美國政府的反應，還是台灣駐美代表處的反應？究竟是台灣在美工作人員的反應，還是華裔共和黨部那些在台美兩頭逢迎的人的反應？或，根本又是某些別具用心的人投台北所好，見縫插針，借題加碼坑陷美洲中時？都有待深究。

但余先生是真的緊張了，整個變了一個人。聽了儲京之的轉達，他即刻上了飛機，在西岸稍事停留，便不告而至，拉了陳裕清先生，出現在紐約編輯部。

進了會議室，他神色黯然、聲音低沉，告訴大家：「奧運新聞雖然受到批評，但我們沒有做錯，我應該承擔。可是這篇社論，對國家的影響太大了，我無話可說、辯無可辯！」

在這個前後祇有三分鐘的會議裡，他交代不可再批評雷根，並要另開紙上座談給予肯定以為平衡，孫主筆不待通告即刻停稿。最後說，接下來的日子他必須為此善後，以免傷及台美關係和影響對台軍售。我猜充其量也就是跟華裔共和黨部那幫人說說好話吧，畢竟火是這些幫雷根助選的人點起來的。不過看得出來，他真的非常當回事，他甚至的確很擔心雷根會因此而落選。

第二天下午，在他單獨與總主筆談話後，總主筆被解了職。如前所說，社論權交回陳裕清等具有黨政背景的人之手，有如蹺蹺板一般。整個情勢我看在眼裡，知道故事又要重演了。在追隨余先生過往的經驗裡，當政治氛圍寬鬆的時候，我可以大有發揮；當它收緊的時候，我要準備退場了。但這時候我若主動表示，是試探？是將軍？是逼宮？是落跑？都不好。

余紀忠親自赴美，交代不可再批評雷根，並要另開紙上座談給予肯定以為平衡。（1984年／雷根／維基百科）

一月之差　有如天淵

我還有着說不出的彆扭。記得那段「金山夜談」嗎？那一夜，余命我去紐約接總編輯，余啓成追問社論誰決，余的拍板是，尊重正常體制，由總主筆決定。如今，社論出了問題，我該不該向他表示抱歉？表示，顯得矯情，不表示，顯得不夠意思。關鍵是，我並不認為那篇社論值得那麼大驚小怪，值得鬧那麼大；而我即使要表示抱歉，也要順其自然，非為討好，同時還要說出心裡的話。

我沒去找他，他也不像以前老找人開會，出入顯得前所未有的異常隱秘，可能真如他說為了善後，在外跑動。有個幾次找我，不知是否天意，偏巧沒找到，見了面又礙於別人在場不好說。總之，這陣子辦公室空氣很冷，余先生與我之間的温度也很冷。一個月之差，有如天淵。

我在記事本上寫着：

近日之事覺得心涼，興味跌到冰點了矣，我報前途堪憂。

巧合還是命定？「奧運新聞為匪張目」、「批評雷根禍害台灣，」接連兩個對美洲中時的指控，都恰恰發生在宋楚瑜接手國民黨的文宣工作以後。

自從去年王昇垮台，劉少康辦公室解體，手操文化生殺大權、接班管制媒體的就是宋楚瑜。他因侍從蔣經國得力而出任新聞局長，與另一位同樣出身侍從的文工會主任周應龍，互為股肱，是蔣經國掌控文化與媒體的左右護法。而由於宋楚瑜較為強勢，擅於對外肆應，人氣也比較旺，因此不管他當的是哪個官，早就是蔣經國身邊對文化界呼風喚雨的人。

這等文化大總管對美洲中時最關緊要的權力就是外匯放行，美洲中時的辦報費用在中央銀行結匯前，必須由行政上的主管機關新聞局及黨務上的監管單位文工會核准。

權牢牢掌握在宋楚瑜手上

錢是中國時報的，放不放出去的權卻牢牢掌握在宋楚瑜、周應龍這兩個文化大總管手上，更準確地說在宋楚瑜手上，特別在這年8月8日他當了文工會主任之後。

一直以來這就是卡住中時脖子的利器。他既可要挾美洲中時必須配合政策，亦可控制在台灣的中國時報和時報雜誌不得「越軌」，這當中少不了囉嗦、刁難、拖延，讓你中國時報嚐盡苦頭。比如，寬鬆一點，他可以要求你半年一結匯，但也可以縮緊，要求你三個月一結匯，甚至一個月一結匯。節奏的改變，讓你著急、揣摩、心生恐慌。再比如，他可以由中層人員送件就行，也可以要高層人員前去答話，還可以要你大老闆親自到場掛保證、說好話。層次的升高，讓你折節曲從，仰望求告。

隨著指控的無限上綱，結匯的間距縮短、頻次增加，是顯而易見的結果，而本來由發行人洽辦的事，後來往往要余紀忠以董事長之尊親自跑上好幾趟，甚至面報蔣經國，否則遲遲不放行，美洲中時便有斷炊之虞。那時候，美洲中時隨著報份的增長，發行和廣告收入都有改觀，但為了跟上時代的趨勢，正積極準備電腦化以及在舊金山籌設工廠，仍有不小的財務負擔需要母報支應，靠的就是結匯。

坦白說，不管宋楚瑜承不承認對中時耍弄過什麼骯髒手法，有關他這方面的傳言在中時內部是甚囂塵上的，諸如刁難外匯、出言恫嚇、逼迫換人，可說五花八門，無以復加，給予美洲中時的人極壞的印象。但後來在他政治生涯需要支持時，未聞中時體系的人對他施加過報復，說來中時對他還真是厚道大度。

是巧是不巧？曹聖芬、王惕吾、宋楚瑜、周應龍這幾位「卡余」的人都是侍從出身。曹、王分別當過蔣介石的文武侍從，宋、周則是蔣經國的秘書，他們最大的特色就是唯主子之命是從，是凡涉及主子的權力、名譽與安全的，必然謹小慎微，崇尚保守穩當，而不做理性思辨。

就拿美洲中時的奧運報導來說，怎麼單單用「為匪張目」四個字就能為它定位？美洲中時究竟為什麼要這麼做？有什麼現實環境上的道理？各種方面的反應是什麼？這麼做有什麼對國府的利多？有什麼長遠的影響？今後遇到類似的情況是否要改變作法？如果下手打壓美洲中時，國府會得到什麼？會失去什麼？難道都不需要當個問題深入解析？

報紙會不會關掉

文化大總管不但沒有向美洲中時取經，也沒有因美洲中時而激發思考，反倒讓他們的主子做了一個愚蠢的裁示，叫他們去整理整理海外文化隊伍，豈不是可笑之至？不過，時隔三十四年，這種文不對題的事，這種鴕鳥般的心態，換了黨換了人還在發生，是不是要嘆一聲三十四倍的可笑！

余先生連續在紐約待了十二天，每個人都感到有如寒流來襲，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人會得精神病，我私下聽得見工作夥伴們抱怨連連，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因此在余先生離開東岸後，我邀集了大約十位主要同仁在中城的山王飯店餐敍，想為這段時期的空污消消毒。

我很誠懇地說，我知道近來氣氛不好，大家心情也不好，請每個人盡情宣洩，有話直說，不要有任何保留、任何顧慮。

才一說完，就像水庫洩洪一樣，一個個把憋了許久的一肚子話一古腦兒傾吐而出。比如，現在每天不知道怎麼落筆啦，怎麼下標啦，深怕動輒得咎啦，這個報紙要怎麼辦下去啦，這樣的日子還要過多久啦，今後報紙是不是要大轉向啦，對讀者要怎麼交代啦，余老闆挺不挺得住啦，報紙會不會關掉啦…。

林林總總，這都是預期的結果，具體反映了大家的徬徨和危機感，一場奧運的輝煌戰役打下來，這批英雄豪傑如今卻像似鬥敗的公鷄！

我表示了和他們同樣的心情，也指出了報社的確遭到政治力的打壓，因此這個時候政治的新聞勢必要做些收縮，等待風頭過了再說。但是，新聞不衹是政治，也不是祇有政治新聞才是新聞，我們能不能多找些政治新聞以外的新聞，使它也處理得很好，讓報紙一樣好看，讓讀者不覺美洲中時有什麼改變，還是一份用心的報紙。這樣是不是比較好？

感謝上帝，這番話大家聽得進去，心情也平靜了，於是便轉而開始聊起其他的新聞點子了。

就這樣，吃過了飯，眾家好漢一起高高興興同去報社上班了。看得出來，大夥兒又有了精神。

但是，造化弄人。一進到辦公室，一個特大號的政治新聞赫然在目：江南被殺！

《簡說周天瑞》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七O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刋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是他新聞生涯的第一部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