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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台灣不會是中國的終點

盧斯達 2019年03月19日 00:00:00
台灣政客用「簽不簽和平協議」這個話題愚人愚己,中國方面則用「和平」來恫嚇人。(攝影:陳品佑)

台灣政客用「簽不簽和平協議」這個話題愚人愚己,中國方面則用「和平」來恫嚇人。(攝影:陳品佑)

「中國人」多數認為中國人或中國文明是愛好和平的,這種「我巍巍中華」式的自我美化,大概是很多文明都有的,但中華文明的早熟之處,在於在極早的時候就發明了帝國主義。他們用「統一」來文飾侵略、用「統一」做開戰藉口,並結合天下(帝國)無邊界、王者「一」天下即「最高政治」的神聖敘事,製造了世界上其中一個最早的大帝國。

 

歐洲人還要在一神教落地生根之後,才有Christendom或哈里發國的想像,再之後才有打著傳福音的名義殖民其他人種。在這方面,中國文明確有其超前之處。

 

所以結論是「中國人」很好戰?事實又有另一面,「中國人」其實又很愛好和平。即使是中台之間的爾愚我詐,談的還是「和平」。

 

台灣政客用「簽不簽和平協議」這個話題愚人愚己,中國方面則用「和平」來恫嚇人。習近平在自己版本的《告台灣同胞書》說:「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平,台灣同胞的生活福祉會更好,在國際上腰桿會更硬」;很多中國的支持者也搖旗吶喊,說和平很好,難道你不要和平嗎?要和平就要統一,這是中國的Agenda Setting,就像香港電影的黑社會來亂之前,總是自稱「我是良好市民,大家斯文人……」,新年時在店家門口放一盤吉,貌似祝福你「平安大吉」,但其實是收保護費。付了保護費之後的平安是否真平安呢?被脅迫下成為家畜的和平是不是真和平呢?

 

事實上中國文明千頭萬緒,終走向了大一統狂迷,與大家普遍「渴求和平」的心態,也脫不了關係。今日台灣和其他中國周邊地區政體遇到的問題,也許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演過。他們認為「分裂」帶來戰爭,民不聊生,所以當時出現了一些世界主義者,認為君王用某一套思想「一天下」,就能平息天下紛爭。不管是儒者的禮智仁政、重返封建,或脫胎自儒家並吸取了道家某些部份的法家。

 

國際主義行動者

 

當然也有其他路線。墨家是國際主義行動者,他們想抵消國際衝突,但也有「尚同」這一條;道家大體上反對儒家,認為它提倡的東西令世道尚智趨壞,中間的楊朱則是鑽研為我之道,類似當代的「愛自己就是一切」的New Age人。楊子也尚公,但類似無政府主義,與儒法不一樣。

 

以上是兩種人,一種是積極參與和希望影響高層政治的依循同一條「得君行道」的路徑;其餘可歸類為古典的自由主義者,或在民間及國際間作工,或一心追求心性修養。老莊派大體認為解決問題之道,在於人們應該絕聖棄義,返本歸根,回到不能以智力相競的太初世界。或許多少有點理想主義,但「君主派」即儒法派,則提議由一個強而有力的獨裁者吞噬天下,就可以將爭議減到最少。即使是同情地理解,他們的方案也是期望仁慈的獨裁者。

 

不過由於要避免有爭議,所以不主張分權,權力集中是消除戰爭的政治原理。至於獨裁者不仁慈的話該當如何,古典學者是沒有解的,或訴諸於君王自我修養的道德勸說、或提出失德者將失去天命的政治神學,或者去到孟子的「未聞弒君」的平民革命論。然而易姓革命一旦出現,得君行道派就失去了君,失去了所有論述的基礎,所以其無解則多數語焉不詳。

 

「大戰爭」在後來的書寫中,用以佐證一種扭曲的和平觀:大獨裁者是和平的根源,反對大獨裁者即是反對和平。「和平」作為抽象概念,被綑綁在一個君主手中。而這君主的人選,又是絕對實力主義的。純粹誰人武力最強,事後就得到文飾的「天命」,被視為「大和平」的希望,打到所有諸侯都投降了,終極和平就會降臨。

 

這種扭曲的「大和平觀」,隨著「大戰爭」散播。中原的帝王將相乃至士農工商,某程度上都是極端沙漠宗教的聖戰士。這一刻的戰爭和慘無人道的屠殺,都是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大戰,是必要的,甚至要主動引發的。只有跨過去,就會有新天新地,爾國降臨。

 

台灣不開城便是戰爭源頭

 

一海之隔,看著中國和台灣的互動,看著中國及其台灣內應侃侃而談「和平統一」,大概就是這種歷史幽靈的延續。他們認為台灣不開城,就是大君主旁邊有一個諸侯,便是戰爭的源頭;反對中國擴張的人,會被說成挑釁情勢,令「兩岸」形勢緊張。這就是將十幾億(中國與台灣)人的福祉和安危,抽象化為一個文明進程。而中國文明的歷史進程被定義為不斷的擴張和同化,以同質性保障「和平」。

 

然而秦始皇「一天下」以後,沒有帶來儒生想像的和平及大同世界,秦始皇的勝利滋長了更大的野心。之後他派兵攻打百越,那百越本來不是「中華」的一部份,那是一場種族層殺,類似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的事。

 

所以台灣不會是中國的終點,之後他們會將「統一」的符咒扔向中亞、俄羅斯、南海,然後向他們推銷,「統一」在這個體制之下,才能保障區域的「和平」。大家被迫或自願將權力上繳給秦始皇之後,不只沒有和平,而且壓迫加大了、更無處可逃,導致下一輪爆發的內戰更加血腥,更加席捲一切。統一不只沒有帶來和平,還只是為下一輪更大規模的戰爭儲了氣。

 

明末大儒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談君主專制,斥責諸皇帝「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便是相約的原理。中原人將各種權利層層往上貢,由一個寡頭控制軍隊和權力,「天下」變成「國家」,就認為可以帶來和平,使整個文明發展變成一個劣質同化的過程。

 

事後孔明,最後逃離這個體系自成國家的,看來才有一線新機。日本、越南、支那半島、東南亞,都是各自土化;香港和台灣都有各自的意外,寫下不一樣的歷史,得以各自發展菱角,成為發達地區。

 

之後內陸發展起來,有了吸力,外面為了迎合裡面,文化、經濟、人口互相接通之後,就一定程度同化了,也劣化而失去自己的特色。

 

養出了納粹德國

 

「和平統一」及「和平協議」,背後隱藏著春秋戰國的大戰爭的歷史幽靈,因為害怕小戰爭,而上貢權力和委協,最終醞釀出更大的戰爭,在歷史上並不少見。歐洲綏靖納粹德國、歐美綏靖日本,大戰爭之後,殘破的歐洲想合成一個共同體,但防務卻要依賴美國。最終歐洲之中的強國,例如德國,內心反對美國的霸權,但軍事上要靠美國的保護傘,這一切是怎樣開始的呢?那就是始於很久以前歐洲各國厭戰,捨難取易太久,養出了納粹德國,終於把歐洲自己打爆了,美國順理成章成為全球霸權,世界的形勢變得更一面倒。個人、小團體更受宰割。

 

帝國式的和平,總是糖衣毒藥。對之旗搖吶喊的是求一時利益的政客,能夠帶領人民明辯是非利害的,才是「中國世紀」需要的政治家。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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