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錢永祥（《思想》雜誌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

評論：劉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教授）、周濂（北京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

主持：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日期：2020年5月8日，20:00—23:00

五   第一輪問答

周保松：剛才錢先生談到他在年輕時曾參與保釣運動。我在這裡推薦大家去讀一本書，就是鄭鴻生先生寫的《青春之歌》。這本書在大陸有出版，書的主角就是錢先生，內容主要是錢先生和他的朋友在七十年代參與台灣學生運動的故事。

現在我們進入討論環節。我手上已有許多問題，其中最多人問的，是在今天異常艱難的處境下，我們如何才能做個自由主義式的愛國者。內地朋友都清楚，在鋪天蓋地的愛國主義宣傳中，自由主義其實沒有任何位置。不僅沒有位置，更是被攻擊和否定的對象。所謂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又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最關鍵的，就是不要走西方的自由民主道路。最近著名作家方方要在外國出版她的武漢封城日記時，網上許多小粉紅也以愛國之名對她進行各種人身攻擊。在這種環境下，自由主義者如何能夠堅持自己的信念？

劉擎：我在聽錢老師回應的時候一直在點頭，我覺得錢老師還是一個生活在台灣社會的知識分子。

周濂：首先回應保松，我不沮喪，只是有點困惑，我還是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寫作、上課、參與公共討論，這是目前為止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今天面對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是非常扭曲的，所以我會首先強調不能只從應然的角度去談理想，而是要首先立足於現實，甚至是站在泥潭裡面，然後再想怎麼一步步地把腿拔出來。這是一個是非黑白顛倒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偏愛才是真正的愛，死忠才是真正的忠，愚孝才是真正的孝，這是以偏愛、死忠和愚孝為榮、以理性、客觀、中正為恥的時代。我們面對的論敵是這麼一群人，他們不善於講道理也不願意講道理，怎麼辦？這是我的困惑。

我和保松還有錢先生因為身處的環境不同，所以我們的問題意識會有一些偏差。我確實很困惑，尤其是我女兒開始上小學一年級之後。我常常引用一位朋友的說法，我們只是一個一個地在手動解救，而別人則是成批量的自動流水線的生產。幾年前遇到錢理群老師時，他說他已經想明白了，能說服一個是一個，能解救一個是一個，這話對我是莫大的安慰，我現在的想法是以悲觀之心行樂觀之事。

回到自由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關係，我認為它們之間存在著非常大的張力，一個以群體為本位，一個以個體為本位，一個偏重情感，一個偏重理性，一個強調忠誠，一個強調自由，邏輯理路和心理基礎非常不同。錢先生和劉擎兄都認為自由主義和愛國主義有可能是兼容的，我對此是有困惑的。我的點評要點在於，自由主義應該正視愛國主義，自由主義應該吸納愛國主義，但是如何正視，我不知道，如何吸納，我也不知道。我們當然可以在微博微信上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但是我們都明白，存在著各種障礙，我們甚至連這句話都可能說不出來，因為沒有平台。

回到情感教育，我希望自由主義者能夠涵蓋忠誠、聖潔和權威這些心理基礎，但是問題在於：1，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平台去充分地闡釋這些問題？2，我們是否能夠找到一個有效的敘事方式去表達這些問題？錢先生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願景和方向，但我始終在想「how」的問題，當我們被各種鎖鏈束縛住的時候，我們如何能夠從虛假的、壞的愛國主義一步步走到真實的、好的愛國主義？這是擺在我們面前最迫切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我不知道劉擎兄有什麼更好的建議。

劉擎：濂兄說困惑，我確實是有沮喪的。但我也有一個樂觀的前景，因為有的時候不是靠說理，而是靠經驗事實和歷史遭遇帶來的契機。一個可欲的好的理念，大概總是會在某種歷史的時刻展現出實踐的優越性。永祥先生講憤懣的情緒，需要轉變和成長，如果只有憤懣，只要存在創傷體驗，就很可能轉變為復仇主義，就可能把國家帶向災難。歷史上的這種教訓並不罕見。比如德國在一戰失敗後，感到被強國欺凌，在特殊的政治氛圍中就產生了群體性的甚至全民的復仇雪恥心態，這是造成二戰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剛才說過，我們的民族記憶中也有很深的雪恥情節，這可以發展為一種健康的愛國主義和民族自決意識，所謂健康就是因為經歷過西方列強的霸權，因此要改變世界政治的霸權結構。但我有時很懷疑，我們的強國意識當中，究竟是反對霸權結構本身，還是反對美國的霸主地位而試圖取而代之當老大。我和一些學生交談，發現有些同學，並不是反對霸權本身的不正義，而是不喜歡這個霸主不是中國而是美國。我們曾經飽受列強的欺凌，現在的夢想應當是終結這種霸權，但似乎有些心態是要躋身於列強，而且要成為最強的霸主。這就像有些「仇富心態」，並不是反對不正當不公平的貧富結構，而是只是恨富人不是自己。

這種心態，特別容易接受弱肉強食的「實力政治」的邏輯，認為沒有什麼國際正義可言，強權就是正義。許多人以為這才看清了世界政治的邏輯，但如果這種觀念流行起來，就很難形成真正的文明大國的政治文化。世界的「無政府狀態」，並不意味世界政治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或者仍然是一個世紀前的局面。今天的世界存在國際秩序和國際機制，當然還很不充分，距離理想的全球正義還有很大的距離。但絕不是沒有基本的秩序。

有人說，美國想打誰就打誰。可是我們現在都知道了，美國在2003年準備打伊拉克的時候，為了能讓聯合國通過，千方百計編造「證據」，要讓各國相信伊拉克隱藏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些都被揭露出來了，證明瞭美國政府的虛偽。但是，美國為什麼要讓聯合國通過？如果強權就是正義，美國何必還有這麼煞費苦心，這個頭號軍事強國打伊拉克不是想打就打嗎？不是，因為世界已經改變了，再強大的國家也不能為所欲為。這是世界政治文化的改變，對所有國家都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約束，包括美國。世界也變了，但有不少人的認知還停留在霍布斯的叢林世界里。

這種認知和願望會改變嗎？公共討論和說理仍然有意義，但不太容易改變。我們仍然需要通過經驗感受來獲得契機，得到啓發。1980年代的改革，並不是無中生有的，是在文革走到了至暗時刻之後才興起的。一種理性健康的心智和理念總會遇到特定的時刻，來顯現它的實踐潛力。這多少讓我有一點信心。當然，我現在沒有周濂兄那種「後浪」的朝氣蓬勃，有時有點頹唐和回避，這是我自己需要反思和轉變的。

錢永祥：聽了劉擎和周濂的發言，我心裡也蠻沈重的。我每天看微信朋友圈，也和大陸朋友有些溝通，我知道大陸確實有很多超現實的荒唐觀點、言論，用理性的方式去回應一定非常辛苦。台灣從來沒有像中國現在的情況那麼艱難。台灣的威權時代相對而言輕鬆多了，比如從我高中開始，可以接觸到殷海光、李敖的著作，追求現代化、追求自由民主的著作，都可以成為我的成長資源，不會感到自己是孤立的。指鹿為馬，不聽話就挨打，這種困境可能是個人的遭遇，但社會「公論」的對抗還是相當頑強。

自由主義與愛國主義心理基礎的差別，我還需要仔細想想。但中國的自由主義，從以前到今天，面對愛國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緊張，可能都是在邊用邊學，並沒有現成的理論資源。我們比較熟悉的胡適、殷海光都是自覺的愛國主義者，胡適常常流露出愛國之情，殷海光先生更是對中國前途心裡有一腔熱火的人。

自由主義和愛國主義畢竟不只是理論上的關係。如果只是嚮往自由主義的價值，另外找一個更接近於自由主義理想社會的地方去生活就行了，但我們並沒有走。今天我們談論的問題，不是一個書本和學院的問題，而是一個存在性的問題。自由主義和愛國主義之間的關係也許不是結合，但相互的支援與提供節制，在現實面前是有燃眉之急的。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國力開始膨脹，我一方面高興，另一方面卻感到憂慮，希望有心人能警惕德國與日本的前車之鑒，大國之路竟然走上了亡國之災。如今我覺得這種可能性越來越真實，知識界擔憂的聲音也愈來愈多，中國有很多人也有強烈的感受。可是為什麼在經歷了新冠肺炎這麼嚴重的災難之後，國內得出的檢討、反思和心得卻往往顯得奇奇怪怪，比如對方方的批評責難？

六   第二輪問答

周保松：謝謝三位的回應。如何在艱困中守住信念，並在個人實踐中活出希望，確實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現在轉到另一組聽眾提出的問題。有人問，如果一個自由主義者宣稱不愛國，他會否陷入道德困境？愛國，是一種自由選擇，還是一種道德義務？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既然支持自由主義的情感可以來自於憲政主義和共和主義，為什麼我們一定需要愛國主義？更進一步的問題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關心政治、爭取自由民主、重視批判意識，可是追求這些價值和愛國並沒有必然關係，為什麼我們一定還要關心和處理愛不愛國的問題？

劉擎：當然，你可以做一個世界主義者，把整個人類看作歸屬的對象，成為一個世界公民；另一邊，你也可以歸屬更小的共同體，家族、興趣團體，鄉村和城市等等。但愛國主義為什麼重要？因為在今天這個時代，民族國家這個共同體非同一般，它是政治法律共同體的唯一形式，至少是最主要的形式。我們作為公民的社會和政治理想，必須在這個共同體賦予的結構中才可能實現，這是公民這個身份賴以生存的結構。

就此而言，如果國家不健全，或者你對國家漠不關心，逃避到自己的小社群中，比如在美食愛好者，遊戲愛好者，哪怕藝術或者哲學愛好者的群體中，可以實現你的生活理想嗎？也不是沒有可能，但這注定是脆弱的，也注定是不健全的。亞里士多德說人是城邦動物，是polis的存在，這不只意味著我們是群居的，而是說我們在政治的或者公共生活中，我們才能成為更完整、更充分發展的人。阿倫特對此有過深刻的論述。所以，可以這樣說，如果你拒絕愛國主義，在一個重要的意義上，你作為公民的身份、歸屬感和理想是缺損的。

周濂：剛才有網友問，宣稱自己不愛國，會陷入道德困境嗎？我的回答是不會。非愛國主義是非道德的嗎？我的回答是不是。從個人的角度出發，你完全可以做一個世界主義者，當然你也可以做一個部落主義者。

可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在Zoom上探討自由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關係，那是因為在今日中國的語境下面，如果你想要建構一個有生命力的、對普羅大眾有吸引力的自由主義理論，就必須正面回應和處理愛國主義這個議題，否則就是離地的。

剛才很多人談到想象的共同體，想象的共同體的對立面不是真實的共同體，而是face to face（面對面）的共同體。比如說，我們在村落裡面，在家族內部，就是面對面的共同體，但是再往上走，比如民族、國家，就是想象的共同體。想象的共同體不會因為想象而變得虛幻，它只是缺少面對面的共同體的直接性和親身性，想象的共同體有可能是在情感紐帶上更為牢固的共同體，我們都有家庭生活的經驗，明白家庭內部的關係不是一片祥和的，恰恰因為面對面和朝夕相處，反倒可能是一地雞毛，反而是想象的共同體可能會更純粹，更給人帶來依附感和歸屬感。

中國的百年屈辱史是國家級別的記憶，它深刻地塑造了我們的民族心理和政治直覺。就像美國人，他們的國家記憶是越戰的失敗，英國人則是敦刻爾克大撤退，而中國人呢？則是群情激憤地想起百年的屈辱史。作為個體，一個自由主義者當然可以成為世界主義者，但是作為知識人和學者，就必須要回應由百年屈辱史帶來的一系列命題。

今天的新冠疫情，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比爛和甩鍋？背後最重要的動機是，作為一個群體，中國試圖在國際領域獲得承認，這是最大的驅動力。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為承認而鬥爭有可能是為了爭取平等的承認，也有可能是為了爭取優越地位的承認。中國的問題在於往往會朝著後者的方向發展，這是很糟糕的民族主義的方向。包括對方方的攻擊，也折射出這種深層次的道德心理。

自由主義者在剖析和評論此類現象的時候，應該如何拿捏理論的分寸感，比如說，在批評前期抗疫因為言論不自由導致的諸種問題的同時，有沒有可能給後期抗議的部分成果予以正面的肯定？如果一直持批判的態度，而沒有任何積極肯定的認同部分，其實會加大撕裂感，會增加與論敵之間深刻的不互信。我們經常說，愛之深責之切，自由主義者在責的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在愛的方面可能做的不夠好。這種肯定不完全是策略性的，也可能是面向事實本身，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去想的一個問題。

我看到有朋友說，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我當然同意這個一般性的判斷，但是如果我們面向事實本身的話，我們還是可以做得更為平衡一點。

錢永祥：自由主義跟愛國主義在理論上是可以切斷的，但在實踐上無從切斷也不應該切斷。政治哲學並不是純粹理論的工作，而是一種倡議（advocacy），從事政治哲學工作的人，總是希望自己所持有的政治價值被更多的人接受。政治理想是一種集體事業，需要不同的人一起來做，所以愛國主義對自由主義而言並不是多餘的，而是在民族國家範圍內所必需的情感動力。

做一個不愛國的自由主義者當然可以，但這至少是一種在情感上很奇怪的狀態。我在中國大陸的語境內談自由主義，幾乎不可避免的對大陸上的情況會有情感的連帶。這次疫情，我對台灣當局非常不滿意的地方在於，他們對大陸似乎少了一份善意和悲痛，官方媒體一定是稱呼「中國武漢肺炎」，而不說「新冠病毒肺炎」。兩岸關係的歷史與摩擦，積累下來了許多負面的情感：悲憤、厭惡、報復，影響了一些台灣人的心理，從而無法在疫情爆發時維繫正面的道德關懷，我覺得很遺憾。這個情況也說明，台灣人自己的愛國主義，也需要自由主義的普遍原則來滋潤與節制。面對新冠肺炎這樣橫掃全球的重大災難，每一個社會裡的人，都需要培養悲憫與善意。而這兩種情感，我認為既需要群體之愛的情感教育，也需要藉著普遍原則向外擴充。

七   第三輪問答

周保松：不知不覺間，我們已討論了兩個多小時。現在去到最後一輪問題。問題很多，我挑幾個請大家回應。一，作為父母，我們應該如何理性看待現在學校課本里強加的那種愛國主義教育？二，許多人經常說，個人力量實在太微小了，無論我們做什麼都很難改變現實。我們如何面對這種論調？三，中國官方經常強調文化自信、中國的主體性和特殊性等，也有不少知識分子認為民主、自由、人權這些價值是西方的，不是我們的，我們因此不應追求。我們如何回應這種想法？

劉擎：愛之深責之切的尺度在哪裡？怎麼可以做到不因為批判而被誤認為不愛國呢？比如我雖然經常批評周濂，但也經常誇周濂長得帥學問棒等等。自由主義者在中國常常被認為是旁觀者局外人，這是自由主義的失敗之處。至於什麼價值，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這個爭論有虛假的一面。沒有一個文化是孤立的，尤其是在近代以來。文化如果不是相互遭遇的，就根本不能發展。

從普世價值還是特殊價值來討論價值問題，在我看來不是一個有效的方式。所謂價值，是我們真正重視和珍惜的東西。所以，對於任何一種價值，我們首先要想自己的內心發問，依據自己生活實踐的體驗。比如問問自己，你是不是希望被平等地對待，被當作有尊嚴的人來對待？如果是，那麼你實際上就肯認了某種平等的價值，某種人的尊嚴的價值。有趣的是，在周圍我發現有些人主張的所謂價值，既不是儒家傳統的，也不是來自馬克思主義經典，然後言之鑿鑿聲稱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特殊價值。這是價值錯亂。

周濂：我首先要反駁一下劉擎，劉擎不是我的諍友，因為他只贊美不批評，不過因為他有批判的自由但不使用批評的權利，所以他對我的贊美是真誠的。

回答網友的提問。我認為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不一致，一定會引起混亂，某種意義上我就是想引起混亂，從而加以引導，當然也要把握尺度。剛才講的「這個家庭叫中華」的故事還有後續，當我女兒念完歌謠之後，我問她是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一家人？她突然說，我記得媽媽告訴我，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人從非洲走出來，我們都是他的後代，那我們就是一家人了呀！我說，對，那個人走出非洲之後，她的後代去了歐洲、亞洲和美洲，那是不是亞洲人、非洲人、歐洲人、美洲人都是一家人了呀？我女兒說好像是哎。我心說，這麼一來就是一個世界主義者的想法，而不是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的觀點了。當然，我沒有把這些話說出來，也沒有繼續追問下去。我相信她滿腦子的困惑。我覺得這種困惑挺好的，至少給她注射了一針抗體或者解毒劑，讓她不會簡單地認為學校里講的都是真理。能夠做到這一點就足夠了。

錢老師說中國台灣人稱武漢肺炎是因為背後對中國大陸有敵意，其實類似的敵意在歐美也是風起雲湧。外部的敵意只會激發起中國內部更大的敵意。全球範圍的政治部落主義的興起是我們時代最大的問題，政治部落主義把所有是非問題轉化為站隊問題，屁股決定腦袋，身份決定立場，其最大的特徵是人們喪失了就事論事的能力。

所以我要再次重複凱恩斯（John Keynes）的那句名言：當事實改變之後，我也將隨之改變觀點。這是一個真正理性的人應該秉承的立場。當然，改變觀點不等於改變立場，我可以調整我的觀點，但因為事實改變的幅度沒有那麼大，所以還不至於改變我的立場。但是如果當事實改變之後，你的立場不改變，觀點也不調整，那你就是一個罔顧事實的政治部落主義者，是一個把是非問題、對錯問題轉變成站隊問題的政治部落主義者。

今天討論的很多問題都是開放的，沒有答案。我相信錢先生、保松、劉擎的初衷都是一樣的，我們希望邀請更多熱愛思考的朋友加入這場對話，我們一起面對事實本身，面對道理本身，也許最終沒有共識，但也能達到相互理解，如果能夠做到這點，那麼我們這次的討論也就算是成功的。 謝謝大家！

錢永祥：只要是有重大的災難，民族主義宣傳和國家之間的衝突都會變得更加激烈。我希望能獲得的結論是，愛國主義需要自由主義提供倫理規範，自由主義需要愛國主義提供情感動力。這個說法還很粗糙，不太有說服力。但這是一樁集體的事業，並不是知識分子能單獨完成的，而是需要各階層的人來共同努力。自由主義者如果和民眾的情感脫離，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長遠看，自由主義的發展，極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上多數人的道德情感。中國現在發展起來了，人們在基本溫飽健康問題解決之後，會開始思考什麼樣的生活更有價值，更符合自己的理想，什麼樣的中國對世界有益，對人類的進步發揮更積極的角色。這時候，知識人有義務提供思考的資源，在官方以及各種偏狹、負面感情之外，提供健康的情感教育。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社會總是要進步的，我還是充滿信心。 

八　結語

周保松：再次謝謝三位今晚的精彩對談，我自己收穫很大，相信其他朋友也一定有同感。我作為主持，責任是協調討論，所以剛才不能多談。討論來到最後，請容許我也分享一點想法（以下為後加）。

先說幾句關於今晚這場討論會的感受。這些年來，我辦過各種讀書會、沙龍和講座，但二千人聚在一個網路空間進行這樣密集的思想對話，還是第一次。我剛才在設定中解除靜音，並請大家報上所在城市的時候，整個會議室剎那間充滿來自世界各地的聲音，此起彼落，迴盪不已。那一刻，我如此真實地感受到，這種跨地域跨國界的自由討論，是如此美好。我們今晚一起成就了這件事，為此我要謝謝大家。

回到今晚的討論。三位講者都是著名的自由主義者，有著頗為一致的哲學立場。錢先生的一個基本觀點，愛國主義值得重視，因為它能為自由主義提供情感上的動力。劉擎和周濂也認為，愛國主義是今天中國非常強勢的政治論述，支配許多人的思想和情感，自由主義要在中國有影響力和生命力，就有必要回應和介入相關討論。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自由愛國主義可能嗎？」才成為今晚討論的焦點。以下我集中回應幾點。

第一，今晚的討論主要在兩個層次展開，其一是自由主義和愛國主義在理念上能否相容，其二是在具體歷史語境中要怎麼做才能令可能成為現實。錢先生的報告，集中處理了第一個問題，劉擎和周濂則較多從他們的生活經驗出發，指出兩者在今天中國確實存在種種張力。今晚討論的意義，也許並不在於提供了什麼可行的方案，而是將問題呈現出來，讓大家意識到問題的重要，以及可以有什麼資源來思考這個問題。

愛國主義的爭議性在哪裡？試想像，如果國家只是人類眾多聯合體的其中一種，愛國和愛家是性質相同的情感，那麼愛國就是很自然很無害的事。問題卻在於，現實中的國家是個擁有龐大權力的政治組織，為了合理化它的統治，國家會動用各種有形無形的手段，通過教育、媒體和社會操控，要求人們不加反思地接受一種由當權者所定義的愛國觀。如果有人對此表示異議，就會受到政治打壓，甚至為此付出極大代價。在香港，我們近年經常聽到一種說法，叫「愛國者治港」。這意味著，你要參與政治，只有公民身份是不夠的，你還必須同時被官方視為「愛國者」。「愛國」成了劃分敵友的標籤，甚至決定一個人的政治權利。這些都是現實。這個現實告訴我們，家和國的性質其實有根本分別，而且我們不能抽離具體的歷史處境來抽象的談愛國主義。

第二，我們必須在概念上，將愛國作為一種情感和愛國作為一種政治義務區分開來。我們熱愛自己的祖國，往往出於自發自願，而非勉強而來。而愛國作為一種德性，一如其他德性的培養，也總需要給予當事人足夠的空間去學習和發展。這是溫和版本的愛國主義。如果愛國被視為政治義務，意義則大不一樣，因為那意味著愛國是公民的道德和法律責任。一個人在思想和行為上不夠愛國，可能就會受到道德譴責和法律懲罰。換言之，愛國並非一種選擇，我們沒有愛或不愛的自由，而是必須履行的義務。這是強烈版本的愛國主義。

在今天中國，這個強烈版本已成主流。結果是誰掌握了愛國的話語權，誰就可以用愛國作為一種手段來任意要求他人。那些被視為不愛國的，尤其是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輿論攻擊、封號禁言、匿名舉報、喪失工作，都是平常不過的事。最近作家方方及其他一些學者的經歷，是活生生的例子。

問題是，在正常情況下，公民有守法的義務，但公民是否有愛國的義務？守法並不等同於愛國。守法的理由，和愛國的理由也可以截然不同。我們因此必須問，政府是否有正當的理由，運用公權力強行要求人們必須以它想要的方式來愛國。我認為，自由主義可以接受（在符合某些條件下）愛國是一種美德，但它不能接受國家以愛國之名，剝奪個體不愛的權利，甚至藉此粗暴傷害個體的自由和人格。從十七世紀洛克（John Locke）以降，自由主義傳統一個基本理念，就是國家存在的主要理由，是保障個體的基本權利。

第三，承接上面的討論，我們必須將愛國和愛現政權，在概念上區分開來。愛國，絕不等於須對當下政權有無條件的忠誠。只有做了這個區分，愛國主義的討論才有反思和批判的空間，否則就不存在所謂「第二種忠誠」的問題。

事實上，愛國如果意味著個人對國家的價值認同和情感歸屬，那麼我們作為反思性的存有，總是可以問：這個國家值得我愛嗎？我的國家要保存什麼傳統，實現哪些價值，建設何種制度，才值得我為之驕傲並願意為之付出？這樣的愛國之問，我認為是任何真正愛國者皆須回答的問題。那種盲目、狂熱、排他，容不下任何反思和批判空間的所謂「愛國」，一點也不值得我們推崇，因為真正值得我們付出的愛，必須要有經得起理性檢視的理由來支持。

不過劉擎在前面的討論，曾提出這樣的疑惑：過度強調理性的愛，是否只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一種癖好和自以為是？我認為不是。我們可以有儒家式的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式的愛國主義，共和主義式的愛國主義，但無論所持立場為何，他們都有責任提出理由，論證他們主張的愛國版本為什麼是合理的，並值得我們支持。如果有某種學說聲稱你不需要問，只需要愛，那麼這其實是一種洗腦式的愚昧主義。當代任何值得我們重視的政治理論，都不會持有這種立場。

我們由此可得出另一個結論，即嚴格來說，愛國主義本身並非一套自足的完整的政治學說，而必須內嵌於其他政治理論，並在取得關於國家的性質及其權力正當性基礎的論述後，才能確定其具體的道德和政治意含。就此而言，愛國主義總是是有條件的，因為我們必須先知道所愛之國到底是怎樣的國，才能確保付出的愛是值得的。

我們因此須明白，自由主義並不須反對愛國主義本身（patriotism per se），而只須反對被某種意識形態壟斷下的獨斷、排他、於己於人都有害的愛國主義。所以，在談愛國之前，自由主義者必須先問：什麼樣的國家，才值得我們愛？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須有充份討論和足夠反思。沒錯，現實中有許多不願講道理的愛國主義者，同時我們的社會極度欠缺公共討論的自由環境。自由主義的目標，是要改變這種情況，使得每個人能在自由的環境下去思考他和國家的關係，並成為清醒的、願意講道理的公民。

討論至此，一定會有朋友說，你的這些想法也許很理想，但在現實面前卻是完全無用。我當然知道，自由主義在今天中國很弱勢，弱勢到許多知識分子都不再願意承認自己是個自由主義者。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所有思想的努力，所有道德的較真，都注定徒勞？

我不這樣認為。即以今晚為例。我們今夜二千人花上幾小時做這些認真的思想討論，其中大部份還是年輕人，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在乎：在乎自己的國家，希望它變得自由公正，尊重人的權利和尊嚴，因此配得上我們的愛。經過討論，如果我們對自由主義和愛國主義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從而對於什麼是對的形成自己的判斷，那麼這種經思想而帶來的改變，本身就是一種不犬儒不虛無的生命實踐。時代雖然艱難，只要我們堅持思考，希望就一直在。各位仍然年輕，千萬要有這樣的信心。

再次謝謝大家。（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