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羅德瑞克

●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拜登總統花費2兆的基礎設施計畫極有可能成為美國經濟的分水嶺，清楚地表明新自由主義世代，其堅信市場運作最佳、並最好放任它獨立經營的信仰已經過時了。但即使新自由主義已死，取代它的會是什麼卻更不明朗。

美國和其他先進經濟體現在面臨的挑戰和他們在20世紀早期面臨的問題有根本上的不同。以前的挑戰引起了新政和福利國家，而現今的問題——氣候變遷、勞工市場因為新科技而受到干擾、以及超全球化等——則需要新的解決方法。我們需要新的經濟視野，而非留戀在國內享有繁榮、在國外則享有至高無上地位的神話時代。

在氣候變遷的部分，拜登的計畫未能達到民主黨代表寇蒂茲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等左翼民主黨人所提倡的「綠色新政」，但他的計畫仍包含對綠色經濟的重大投資，例如支持電動車市場以及其他計畫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使其成為政府有史以來為了抑制溫室氣體所付出最大的努力。而在工作機會的部分，該計劃旨在擴大提供良好薪資及福利的就業機會，除了基礎設施之外，也聚焦在製造業以及不斷增長的基本醫療經濟。

思考政府角色的新方法和新的優先事務一樣重要，許多評論家將拜登的基礎設施計畫歸類為重返大政府，但該計畫分散了超過8年，只會使公共支出佔GDP的比例提高1個百分點，並預計在最終收回成本。增加對於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綠色轉型、以及製造工作機會，是早就應該要做的事。就算該計畫僅僅是利用對大型企業的稅收來資助推動大型公共投資，這對美國經濟依舊有許多好處。

但拜登的計畫能夠做得更多，它可以從根本上重塑政府在經濟上的角色，以及人們如何看待這樣的角色。針對政府經濟角色的傳統懷疑論根植於以下信念：受利潤驅動的私人市場是有效的，而政府則是揮霍的。但近幾年來私人市場的過激行為——壟斷興起、私人金融的弊端、收入極度集中、以及逐漸上升的經濟不安全感——都讓私營部門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同時，現今的人們更清楚地認知到，在充滿這麼多不確定性的複雜經濟體中，由上而下的控管不太可能奏效。無論在哪個特定的領域，政府和非政府行動者之間的合作都是不可或缺的，例如推廣綠色科技、替家庭護理人員制定新的制度安排、深化高科技製造業的國內供應鏈、或是在現存成功的勞動力發展計畫上更進一步等等。

在上述所有領域中，政府都得要和市場以及私人企業合作，此外還有工會和社區團體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為了確保公共目標能在有知識和能力的行為者全力參與下被達成，就需要新的治理模式。政府必須成為一位被信賴的夥伴，而反過來說，政府也需要信任其他社會行動者。

在過去，每一次國家市場平衡的過度擺盪，最終都會促成朝相反方向的過度擺動，而拜登的計畫能夠打破這個循環。如果計畫成功，其樹立的榜樣將會是該計畫最重要且持久的遺產，該榜樣就是市場和政府的作用應為補充而非替代，代表其中一方做好份內工作時，每一方都能夠更好地運作。

就這點而言，將拜登計畫視為恢復美國在世界上競爭地位的方式並無助益，尤其是和中國的競爭。很不幸的，拜登自己對這樣的框架也難辭其咎。他最近說道，這項方案將「使我們在未來幾年中贏得和中國的全球競爭。」

用這種方式來行銷這項基礎設施計畫，在政治上來說可能很誘人。在更早的年代，人們普遍對於美國在彈道飛彈和太空競賽失去對蘇聯優勢的恐懼協助催化了國家科技的動員。

但現在更沒有理由恐嚇對方，有鑒於黨派兩極分化的激烈程度，這個計畫不太可能得到太多共和黨人的支持。這也轉移了眾人對真正行動的注意力：如果這項計畫像它應該做到的一樣，替一般美國人增加了收入和就業機會，不管這對美國的地緣及政治地位影響如何，這項計畫都會是值得執行的。

除此之外，經濟學和軍備競賽也並不相同，強大的美國經濟對中國來說不應該是個威脅，就像中國的經濟成長並不需要威脅到美國。拜登設立的框架是具有破壞性的，因為它把國內良好的經濟變成對國外具有侵略性、零和政策的工具。若是中國加緊對美國企業的限制以作為對抗拜登計畫的防禦措施，我們能責怪中國嗎？

這項計畫能夠使美國轉型，並樹立重要的榜樣供其他已開發國家效仿。但為了要實現該計畫的潛力，它必須避免誤導性的國家市場二分法以及過時的冷戰比喻。唯有拋開過去的模式，才能替未來規劃新的願景。

(翻譯：劉盈玓，責任編輯：張育軒)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Biden Must Fix the Future, Not the Pas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