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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伊

●倫敦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統計學家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創造了「黑天鵝」一詞以描述那些可能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但卻難以預測的超低概率事件。而最近一份報告的作者則在金融分類學中引入了「綠天鵝」一詞來指代由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引發的事件。

照理說綠天鵝事件要比黑天鵝更容易預測，因為氣候變化會使它們不可避免地發生。但在這方面卻缺乏歷史參照來協助我們瞭解諸如龍捲風、野火、乾旱和洪水等氣候和生態風險可能會對銀行系統、保險業或其他任何經濟活動產生的影響。

隨著經濟活動從石化燃料重新分配到清潔能源，一些活動將消失，另一些活動則會冒頭，而與前者相關的「擱淺資產」的價值將大幅下降。雖然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但我們必須要以一種不會引發金融體系動盪的方式來加以管理。

在維護金融穩定的政治任務之下，中央銀行、監督者和宏觀審慎機構應當在綠色轉型中發揮核心作用。最近由國際清算銀行、法蘭西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路共同組織的綠天鵝會議表明，儘管一些地區的動員工作仍處於過於緩慢小心的狀態，但人們已經越發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事實。

為了預測氣候風險的影響，法蘭西銀行成為了首家為銀行和保險公司引入全面氣候壓力測試的中央銀行。該測試嘗試通過分析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路設計的三種30年氣候情境（一是基於低碳戰略的有序過渡；二是無序且遲緩的過渡；三是一切照舊）來評估銀行和保險投資組合的實體和過渡風險。

這項操作發現法國金融系統目前面臨的風險（依據所使用的各項假設）還處於適度水準，而更重要的則是測試體現了要提高我們對氣候風險的理解究竟需要做些什麼。

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我們仍然缺乏詳細列明全球價值鏈各環節地理況狀的資料庫。這種資訊對於評估生產的實體風險必不可少，對更廣泛地監測社會和環境治理事務也相當有用。

逐步上升的天氣類災害頻率和嚴重程度將逐漸反映在保險範圍和成本之上，並影響銀行部門盈利能力和貸款組合違約率。與此同時銀行家和資產經理也會相應調整自身投資組合。而如果碳價繼續（合情合理地）上漲，他們就將遠離碳密集型行業，把風險轉移到其他因素上。

這些隨時間變化的行為（及其連鎖反應）將對金融穩定產生影響，但卻極難對其進行建模。儘管如此，一些基本政策將極大地幫助宏觀審慎機構和投資者應對這種變化。首先，那些啟動綠色轉型的人需要一個指南針：應當在盡可能廣泛的經濟領域存在一個完全可預測的碳價格增長。在這方面歐盟可以借助其排放交易系統走上正確的道路，該系統中的碳價已經從2020年1月的每噸25歐元（折合30美元）上升到當前的每噸50歐元。不過進展仍然有限，因為排放交易系統大概只涵蓋了歐盟總排放量的40%。

正如30國集團最近的發佈一份報告顯示，我們需要一系列能提供可預測碳價增幅的可靠承諾以使投資者、監管者和貨幣政策制定者以前瞻性的方式去調整自身戰略。如果缺乏這些承諾，我們就無法釋放公共和私人投資去實施能在更大範圍內降低轉型成本的必要結構調整。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獨立的碳理事會可以用類似央行管理商品價格通脹的方式來管理碳價上漲。這些機構應該被授權去制定一個與其政府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相一致的碳價上漲路徑，同時政策必須伴隨著對那些購買力下降最嚴重者（比如燃料價格上升）的補償。

我們可以把金融機構的資本要求與其對碳價上漲的曝險程度聯繫起來，這將改變它們計算的違約機率和投資組合的損失。監管者也需要確保各金融機構能建立有效的治理體系來應對氣候風險。與影子銀行——其規模增長反映了規避更嚴格銀行監管的能力——不同，我們應該努力非常密切地跟蹤「影子排放者」。

美國環境保護署最近就披露該國前十大甲烷排放者中就有五個是鮮為人知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商，而為它們提供支援的則是某些不知名投資公司。

我們可以理解私人投資公司會試圖收購有風險的石油和天然氣產業進行開發並出售獲利，但不能容忍一些「視線外」投資者以跳樓價收購碳密集型資產然後將其挪到一些法規寬鬆的司法管轄範圍內運營。要防止這種情況就需要在全球範圍內訂立一個較高的碳價下限，或徵收碳邊境調整稅，或是雙管齊下。即使這意味著要對監管範圍做出調整，我們也必須讓這種投資的資本成本高得令人生畏。

氣候政策的最後一個關鍵部分是強制披露二氧化碳排放量並在全球範圍內協調這些披露框架以便執行普遍的最低標準。這個想法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勢頭，也可能會在11月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屆締約方會議後變得更加具體。透明度對所有市場參與者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而負責金融穩定的機構則有責任確保綠天鵝不會在某一天變黑。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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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Observing the Green Swan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