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塞莫魯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美國總統拜登的支出計畫總是萬眾矚目的,這是當然的。美國政府的救助計畫和基礎設施計畫可能通過加強社會安全網、增加交通、寬頻和教育支出,將美國重塑成一個福利國家。
但新冠疫情大流行後,美國政府支出可能仍將居高不下。由於額外的借貸只能提供這麼多資金,稅收收入就必須增加。因此,拜登政府提出了同樣全面的美國製造稅收計畫(Made in America Tax Plan),該計畫將增加企業在稅收收入中的份額。
提高企業稅率是最佳選擇。在二戰後的頭十年,個人收入和社會保險收入的稅收約占聯邦稅收收入的50%左右,而企業所得稅則另占30%。但此後,前一類稅收穩步增長,達到聯邦稅收總額的85%左右,而企業所占份額則降至10%以下。
此外,美國企業利潤從未如此之高,而勞動者在國民收入中的應計份額卻從66%左右下降到了58%,這表明,儘管勞動者在經濟圓形圖中的份額越來越小,但他們在總稅收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我自己的研究發現,勞動者的有效邊際稅率(超過25%)和軟體、設備等資本投資的有效邊際稅率(5%)也存在類似的高度失衡。
這些邊際稅率是指導企業投資決策的因素。在美國現行的稅收結構下,企業追求過度自動化的動機要比雇傭、培訓和適當支付工人工資的動機強得多。但自動化並不是美國企業唯一可以選擇的技術途徑。在不同的激勵措施下,他們將轉而投資於旨在提高勞動者生產率的技術。總而言之,當前稅收結構的嚴重失衡,不僅使美國經濟在就業方面付出了代價,而且也降低了生產效率和增長。
儘管川普政府2017年頒佈的稅收法案將企業稅率從35%大幅下調至21%,但半個世紀以來,企業在總稅收中的份額一直在下降。許多企業已成為私人合夥企業或小型股份制公司(S-Corporations,又稱S類股份制公司),被免徵了企業所得稅。造成這一趨勢的另一個主要因素是折舊津貼,它使企業能夠從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投資支出。
因此,拜登承諾的將公司稅率從21%提高到28%是重要的一步,但僅靠提稅率還遠遠不夠。它既不能使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競爭環境更加公平化,也不能阻止美國企業從事「稅收倒置」以逃往其他司法管轄區,或將其利潤轉移到外國子公司。企業利潤寬鬆一直是資本和公司稅率長期下調的主導因素,跨國公司仍將有一整套降低其在美國申報利潤的伎倆,如通過內部金融交易來增加其在美國的債務義務,並利用外國子公司向其美國分支機搆多收取費用(轉移定價)。
幸運的是,拜登計畫包含了第二個政策支柱以精准解決這個問題,即全球最低企業稅。
理論上,這個想法很簡單。理想情況下,愛爾蘭、盧森堡、瑞士、巴拿馬、英屬維京群島和其他允許企業通過「套利」(arbitrage)逃避納稅義務的司法管轄區將大幅提高稅率。如果不這樣做,一家總部設在美國、按照21%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納稅的企業來反映其在愛爾蘭申報的所有利潤(愛爾蘭的企業稅率是12.5%),那麼將被徵收相當於其利潤8.5%的附加美國稅額。
當然,該政策在實踐中會更加複雜。低稅率司法管轄區現已極度依賴逃稅的國際企業,以至於他們已經拒絕協調。面對美國的全球最低稅率,一些人可能會受到誘惑,將總部遷往這些國家(這也是為什麼拜登的稅收計畫還包括防止企業逃稅的條款)。如果一些非常臭名昭著的「避稅天堂」國家都拒絕合作,那麼任何新的國際框架都會失敗。
這就是美國領導力的作用。美國擁有著不可思議的財政實力,它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是全球金融業的監管總部。如果美國決策者以足夠的信念來領導,那麼其他國家就會被迫跟進。拜登的稅收計畫已經包含了防止稅收倒置的條款,並包括限制對從事稅收套利的跨國公司減稅的建議。美國還可以對涉及稅收欺詐和系統性創新的外國金融機構採取法律行動,並可以通過多邊合作,使企業收入的國際稅收更加協調。
如果全面實施其計畫,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將徹底改變國際資本稅。但即使這樣也不能解決美國的財政問題。為了扭轉企業稅負的不公平和低效削減的局面,拜登政府還必須終止過於慷慨的折舊免稅額、擴大稅基,這樣企業就不能僅僅通過改變其法律地位來逃避稅收。
在提高企業稅的同時,還應該採取其他措施鼓勵投資和創新。除了補貼研發外,國家還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幫助增加訓練有素的工程師、科學家和熟練工人的勞動力供應,並促進技術知識的傳播。
創設了資本和勞動力之間更為公平的競爭環境,就可以促使企業開發和採用能提高工人生產力的新技術,而不是繼續過去20年來塑造美國經濟的過度自動化趨勢。這一努力的一部分舉措將是採取行動,結束少數企業在技術領域的支配地位。
更為公平的稅收制度不能獨自解決美國所有的經濟問題。但這將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不僅幫助了工人和經濟,同時也阻止了聯邦債務的驚人增加。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