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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瑪蒂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公共政策講師

編按：政府的疫情救濟基金和刺激計畫都落到了經濟精英們的口袋裡，而不是這些基金和計畫原本希望扶助的失業者或小企業主。

在上世紀30年代初，美國總統羅斯福推出了新政以對抗大蕭條的衝擊。該計畫由三個主要支柱構成：（針對失業者的）救濟、（經濟和就業機會的）復甦以及（借助各項新法規和社會福利計畫的）改革。

而如今的新冠危機則為另一項新政提供了機會，那就是承認、保護和支援那些占全球勞動力61%卻無法享受醫療保險、帶薪病假或退休金的非正規勞動者。這些勞動者大多從事食品、牛奶、衣服，鞋子和住房等必需品的生產，或是提供醫療、托兒、養老、清潔、送貨、運輸，廢物管理和食品配送等關鍵服務。

疫情凸顯了這類工作的不可或缺性，並以此要求我們制定一項涵蓋羅斯福所宣導的救濟、復甦和改革三大支柱且只為幫助非正規勞動者而設的策略。然而各國政府當前新冠復甦措施的許多方面卻都在威脅著非正規勞動者。

在2020年初，國際勞工組織預測新冠肺炎疫情及相關封鎖將摧毀或破壞全球80%非正規勞動力（相當於16億勞動者）的生計。而由「非正規就業婦女：全球化與組織化」網路組織對全球12個城市進行的一項研究也表明接受調查的70%非正規勞動者在封鎖高峰期間收入為零。為此許多人不得不縮減開支、耗盡儲蓄，抵押/出售資產或是背負更多債務，致使其經濟復甦前景蒙上陰影。

同時上述研究還發現各國政府的新冠救濟應對措施是薄弱且不平衡的，反映了社會政策和社會保護中原本就存在的斷層。保加利亞普列文市的一位居家勞動者指出，雖然政府提出了多項救濟措施，但卻沒有一條針對非正規經濟。「(救濟)的主要條件之一是繳納社保」，她指出，「但我們（東歐居家勞動者網路組織）的許多成員都未能繳納，這也我們無法得到任何支持的原因。」而迦納阿克拉市Kpone垃圾填埋場拾荒者協會的秘書也同樣表示「我們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

政府在取消或放寬限制時往往會偏幫大型正規企業而不是非正規經濟。但為什麼只允許購物中心重新開業卻不讓菜市場開張？為什麼允許餐館利用人行道和停車位提供食品，卻將街頭小販排除在外？更糟糕的是許多政府正以新冠危機為藉口拘捕非正規勞動者，將他們從街道、垃圾填埋場和公共場所驅逐出來並毀壞其工具。政策制定者也在推行一些旨在打壓非正規勞動者及其生計的措施。

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政府的疫情救濟基金和刺激計畫都落到了經濟精英們的口袋裡，而不是這些基金和計畫原本希望扶助的失業者或小企業主，更別提那些處於經濟金字塔底部的非正規勞動者了。在美國，大企業拿走了本應發放給小公司的聯邦薪水貸款；而印度的大企業則通過遊說行動提高了中型企業的投資門檻，這樣它們就可以利用那些原本針對中小微型企業的貸款。

世界銀行在2020年2月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發現，在疫情到來時針對世界最貧窮國家的國外援助中有多達1/6流入了那些富裕避稅港的銀行帳戶。但國際金融機構和各國政府認為支援私營企業部門對經濟復蘇極為重要，因此依然向企業提供了數十億美元，幫助它們在危機期間繼續經營和維持就業。

國際社會需要認識到私營和公共部門加起來的就業崗位不足全球總就業的一半，還不到全部經濟單位的20%。那麼為何不把救濟和復甦資金注入經濟金字塔的深厚底部（而不是頂端）——從而建立一個自下而上的公正復甦？

世界正面臨著一場存續性危機，而這場危機則提出了一個根本性問題，那就是應否將人與自然置於資本和技術所有者之上，是保護弱勢群體的權利還是政治和經濟精英的利益。這也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全球社會是否會回應全世界對社會和經濟正義的呼喚？

為了抗擊被危機所暴露和加劇的種族和經濟不公正現象，一項針對非正規勞動者新政極為關鍵。它必須正視那種將非正規勞動者汙名化為一個負面事物的主流說法。它應該從兩個基本承諾開始，這些承諾不需要大量的財政資源，而是需要改變心態。

首先是不要造成傷害（do no harm）。各國政府應當停止騷擾、驅逐和徵用那些在危機中受到生命威脅的非正規勞動者。正如世界各地的非正規勞動者在新冠封鎖的高峰期所感歎的那樣：「奪去我們性命的不是饑餓，而是病毒。」

第二項承諾則是「不要在我們缺席的情況下作出關於我們的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各國政府應將非正規勞動者視為合法的經濟行為者，並在討論和規劃救濟、復甦和改革時邀請他們的領導人列席。

如果所有國家領導人和政府間機構都能履行這些承諾，世界就能以確保以一個讓所有人都擁有更美好、更公正未來的方式去克服新冠危機。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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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A New Deal for Informal Worker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