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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瑞克

●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過去40年的全球化和技術革新對那些擁有技能、財富和人脈以把握新市場和新機遇的人來說是個福音，但對普通勞動者來說卻不算是個好消息。

在發達經濟體中，儘管整體勞動生產率有所提高，但受教育程度較低者的收入往往停滯不前。比如自1979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工人的薪酬增長率還不及生產力增長率的1/3。勞動力市場的不安全和不平等狀況日益加劇，許多社區因工廠關停和就業崗位轉移而遭到拋棄。

在發展中國家，依照標準經濟理論勞工本應是全球勞動分工擴大的主要受益者，但企業和資本卻再次成為了最大的受益方。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迪安（Adam Dean）即將出版的一本著作告訴我們，即使是在那些由民主政府執政的地方，貿易自由化與對勞工權利的壓制是併行的。

而勞動力市場的弊端則催生了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壓力。社會學家朱利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在其1996年出版的開創性著作《當工作消失之時》中描述了藍領工作的減少是如何助長家庭破裂、藥物濫用和犯罪的。最近，經濟學家凱斯（Anne Case）和迪頓（Angus Deaton）記錄了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美國男性群體中 「絕望死亡」現象的增長。同時有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文獻將專制、右翼民粹主義在發達經濟體中的興起與普通勞工優質工作機會的消失聯繫起來。

在全球新冠疫情之下，勞工問題正重新受到關注——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勞動者如何才能不僅獲得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公平報酬，同時還能擁有為生活增添意義的體面工作？

一種方法是依靠大企業的開明自利行為。快樂且有成就感的勞動者工作效率更高，辭職意願更小，也更願意提供良好的客戶服務。比如麻省理工學院的澤伊內普·托恩（Zeynep Ton）的研究就表明零售企業可以通過支付豐厚薪酬、對員工進行投資以及回應員工的需求來降低成本和提升利潤。

但是，許多自稱提供高標準勞動待遇的企業同時也是工會的極力反對者；而壓低勞動者薪酬和話語權的低劣做法往往也是一種有利可圖的企業策略。從歷史上看，正是勞工的反作用力——通過集體行動和工會組織——為勞動者帶來了最顯著的收益。

因此，扶助工人的第二項策略就包括提升勞工相對雇主的組織力量。美國總統拜登明確贊同這種做法，他指出美國中產階級的萎縮是工會力量下降的結果，並誓言要加強有組織的勞工和集體談判。

在美國這類工會力量已被明顯削弱的國家，這種策略對於糾正談判力量的失衡狀況是不可或缺的。但來自許多歐洲國家——這些地方的勞工組織和集體談判能力依然強大——的經驗卻表明這一補救措施或許稱不上全面。

麻煩在於強大的工人權利也可能催生一個二元化的勞動力市場——在這種市場中利益歸於「內部人士」，而許多資歷不夠的勞動者卻找不到工作。廣泛的集體談判和強有力的勞動法規為法國勞動者掙得了許多福利，但該國同時卻是發達經濟體中青年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第三種策略旨在儘量減少失業，即通過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確保充足的勞動力需求。當財政政策使總需求保持在高位時，雇主就會求著工人上崗（而不是相反）且失業率可以保持在低位。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米紹爾（Larry Mishel）和畢文斯（Josh Bivens）的研究表明宏觀經濟緊縮是美國工資增長率自1980年代以來落後於生產力增長率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對新冠危機的積極財政應對則確保了美國工資在失業率大幅下降的情況下還有所增長。

但儘管緊張的勞動力市場可以幫助工人，卻也會帶來通脹風險。此外宏觀經濟政策也無法專門施力於那些只掌握最低技能的勞動者或最需要工作的地區。

因此第四項策略就是改變經濟中的需求結構以向受教育程度較低者和蕭條地區傾斜。安穩的中產階級工作的短缺與藍領製造業崗位和服務部門銷售和文職工作的消失——這都是全球化和技術變革的結果——密切相關。政策制定者必須專注於擴大技能分佈曲線中段的崗位供應以扭轉這些兩極分化的影響。

這就需要修訂現有工業和商業發展計畫以便將激勵措施提供給那些最可能在正確的地方創造體面工作的企業，並在一開始設計時就考慮到這些企業的需求。針對技術和資本密集型製造業以及嚴重依賴稅收減免的傳統產業政策對於刺激那些最需要好工作者的就業並沒有多大作用。

此外我們必須明確理解新技術是如何幫助或傷害勞動者並重新思考國家創新政策。當前的一些理論幾乎只關注應如何重新培訓勞動者以適應新技術，而很少關注創新應該如何適應勞動者擁有的技能。

而正如阿齊默魯（Daron Acemoglu）、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和寇裡奈（Anton Korinek）等經濟學家所指出的那樣，技術變革的方向其實是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隨價格激勵、稅收以及創新者之間普遍存在的規範而轉變。政府政策可以幫助引導自動化和人工智慧技術沿著更有利於勞動者的道路發展，補全工人的技能而不是取代他們。我和我的哈佛大學同事斯坦切娃（Stefanie Stantcheva）也在我們為法國總統馬卡洪（Emmanuel Macron）準備的一份報告中討論了一些初步的想法。

歸根結底，提高勞動收入和工作尊嚴需要加強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並增加優質崗位的供應。惟其如此，所有勞動者才獲得更佳待遇並在未來的繁榮中取得屬於自己的公平份額。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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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A Better Deal for the World's Worker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