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班阿米 （Shlomo Ben-Ami ）

 

●台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

●曾任以色列外長（2000.11 – 2001.03）

●著有《戰痕、傷口與和平》

1924年的英國大選日前4天，《每日郵報》（Daily Mail）刊登了一封據說是來自共產國際（Comintern）主席季諾維耶夫（Grigori Zinoviev）的信，信中要求英國共產黨動員工黨中的「同情力量（sympathetic forces）」支持簽訂英蘇條約，同時鼓勵武裝部隊中的「煽動宣傳（agitation-propaganda）」。

這封信後來被發現其實是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俄羅斯白黨（White Russians）或英國的情報機構所假造，但當時英國首屆的工黨政府已在大選中敗北，這封假信發揮了作用。

無法翻攪法國

現今克里姆林宮向西方民主所發動「混合戰爭（hybrid war）」的「假宣傳（disinformation）」看似乎與這封惡名昭彰的信存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兩者真的可以相提並論嗎？沒有俄羅斯的陰謀詭計，西方民主國家會有所不同嗎？

法國駐美國大使阿羅德（Gérard Araud）指出，俄羅斯對西方民主選舉的干預和操縱如果不加以防堵，將對西方民主國家造成「生存威脅（existential threat”）」。

換句話說，一個獨裁、嚴重依賴石油、經濟規模比巴西還小的貧窮國家，有能力顛覆世界多數主要民主國家。

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似乎無法驗證阿羅德的解讀。

俄羅斯旨在支援極右翼候選人勒潘（Marine Le Pen）而對中間派參選人馬卡洪（Emmanuel Macron）的所有網路攻擊，可謂無所不包，例如子虛烏有地宣稱馬卡洪是同性戀、散播他擁有境外銀行帳戶的假檔案等。

但如今馬卡洪成為了法國總統，而勒潘卻忙著重建她的政黨。

西方的全球化挑戰

不過，這並非表示俄羅斯無法成為危險的「攪局者（spoiler）」，也不是說社交媒體透過幫助有偏見乃至赤裸裸的假新聞的傳播，藉此扭曲用戶是非觀的風險不存在，儘管許多專家認為，網路在製造「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遠比實際政治動員更有效。

西方固有秩序陷入危機的原因不在俄羅斯。

西方民主國家必須為「禍起蕭牆（ homegrown）」的危機負責：因為沒有任何一個領導人能有效解決全球化的挑戰，而且正不斷惡化。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最令人擔憂的特徵不是散播反對希拉蕊（Hillary Clinton）言論的俄羅斯「幽靈或機器人（trolls and bots）」，而是6100萬美國公民盲目相信美國歷史上教育程度最低、最虛偽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ump）的公然撒謊。

當然，希拉蕊在選戰中表現綿軟無力、毫無遠見卓識、完全忽視被全球化拋棄的數百萬選民不斷發酵的憤怒，也是她輸掉大選的主因之一。

缺乏問責引發反撲

此外，製造令西方資本主義痛苦不堪「道德危機（ethical crisis）」的並不是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而是美國銀行家。

他們利用去監管化和金融聯動性，將全球經濟引上了錯誤的道路，走向2008年金融崩潰。接著，美國政客拒絕實施足夠的新銀行監管，更沒有懲罰，才造就了這場危機，並成為過程中大賺特賺的罪魁禍首。

在歐洲，應對全球化道德和政治的類似失靈行為助長了對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的廣泛支持。

曾經被禁錮在政壇邊緣的民粹主義政黨能在義大利最新選舉中贏得近一半選票，不是因為俄羅斯散播假消息，而是因為人民對腐敗的政治建制派日益憤怒，他們在金融動盪和年輕人高失業等重大經濟問題上都沒有交出滿意的答案。

義大利長久的地區發展不均也顯露無遺，繁榮北方支持反移民的聯盟黨（League），立場偏向民粹主義的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主要支持者則集中在較貧窮的南方。

媒體推波助瀾

普京也許能從這些選舉結果中獲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需要對此負責。

綜上所述，從英國脫歐派到川普，其實是國家政客支持了分裂政策、拒絕承認合作和道德在決策中的重要性、大肆抨擊傳統精英和國家制度、讚美包括普京本人在內的獨裁者。

義大利聯盟黨的競選口號「義大利優先（Italians first）」更是赤裸裸地向川普的民族主義路線致敬。

媒體也扮演了強化這些口號的作用。

誠然，利用社交媒體傳播的「假新聞（fake news）」背後有俄羅斯人的身影，但在英國，梅鐸（Rupert Murdoch）和富家子哈姆斯沃斯（Jonathan Harmsworth）所擁有的小報則在「英國脫歐（Brexit）」投票前，扮演了散播反歐盟情緒更大的作用。

法西斯與民粹

歷史也扮演了特定角色。

東歐反自由民主的「疑歐派（Euroskepticism）」體現了根深蒂固的宗教和極權主義傳統，這些因素阻撓了社會吸收歐盟後現代「世俗寬容文化（secular tolerance）」和「普世價值觀（universal values）」。

波蘭激烈反俄情緒和極端宗教民族主義並存的現象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事實上，西方陷入了深刻的社會不平等，近幾十年來管理不善的全球化強化了這一點。與此同時，政治建制派越來越脫離群眾，一如兩次大戰期間的歐洲，這導致了法西斯主義和民粹主義極權統治的興起。

這一動態鏈在歐洲尤為明顯，許多決定都是由高高在上、無法問責又不具備充分民主正當性的官僚做出的。

別再怪罪俄羅斯

俄羅斯不是西方民主的生存威脅。前蘇聯曾經是更加可怕的挑戰，最終不堪自身經濟失敗而解體。俄羅斯當前面臨包括經濟停滯以及人口下降的內部問題並不亞於前蘇聯。

但這並不意味著西方民主高枕無憂。

要保護民主，西方領導人必須直視自身的短處，這意味著機構改革，改善民主問責，降低經濟和社會不平等，並致力確保全球化必須惠及所有人。

（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Threat to Western Democracy Starts at Hom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