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泰●馬來西亞雙威大學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在2000年時,當時還是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稱中國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至此之後的每年聖誕節時,我會鬆一口氣,想著:「中美貿易戰至少在未來12個月內不會爆發了。」
但到來年1月,我的節日歡慶氣氛又會被恐懼取代,因為助長布希言論的緊張局勢—以及他否認柯林頓(Bill Clinton)稱呼中國為「合作夥伴」的各個因素—仍未得到充分解決。正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樣,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在此後這些年變得日益嚴峻。
不斷升級的美、中貿易戰其實是對美國領導人長期以來所提出的3個問題回應:失業、技術競爭,以及人們所認知的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威脅。第一個擔憂—美國就業機會移轉至中國—外界解讀為中國貿易順差的副產品,美國通常以呼籲人民幣升值來因應。
但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匯率只是造成貿易不平衡的其中一個因素,任何人民幣升值都不可能改變世界的現狀。以1985年「廣場協定」(Plaza Accord)實施後的情況為例,該協定推升日圓:但美國的日本商品採購量逐漸減少,並轉而從其他國家採購,使得美國整體貿易逆差狀況沒變。
美中貿易不平衡其實源自於一個結構性缺陷。對於中國而言,這些缺陷包括薄弱的社會安全網導致的高儲蓄率,同時效率低落的國家銀行體系拉低投資,並把過剩的資金推向海外。
在美國方面,不斷升高的軍用開支、頻繁減稅為貿易逆差創造了經濟條件,而無效的調整方案只會加劇貿易對就業的影響。美國一直將人民幣升值視為解決雙邊貿易不平衡的靈丹妙藥,但這種做法僅轉移對實際原因的關注。
推動美國和中國走向貿易戰的第二個擔憂是技術競爭。幾十年來,特別是自1990年代中期後,中國把中外合資企業向中國合資方進行技術轉讓列為進入其龐大市場的條件。許多美國企業高階主管隨後反對這些政策,抱怨自己「被迫」分享技術。這種不滿的聲浪是如此高亢,以致對美國人來說,技術被竊取似乎是比貿易逆差更嚴重的問題。
但鑒於所涉及的企業都是自願行事,因此「強迫」和「竊取」等用語更像是在混淆視聽。另外,中外合資企業生產的產品通常在中國享有壟斷價格,而這一得利也進一步削弱了美國的底氣。
不過,中國領導人不應該充耳不聞。在缺乏反壟斷協定的情況下,擁有市場支配地位一方的貿易糾紛通常只能依據「受害端」發起報復行為的能力來解決。隨著美國政府現在代表美國企業採取行動,中國也需要改變自身產業政策因應,尤其是歐洲政府某些國家也可能跟進美國政府。
目前,美國政府採取如此激進行動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兩個較為突出。第一,美國全球影響力不斷下降,與之相伴而生脆弱感增強。第二,中國目前自外國企業收購的技術都是前端技術。雖然中國可能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霸主(因為它的崛起與印度的崛起一致),但美國仍然感受中國快速成長所帶來的威脅。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美國的第三個擔憂:國家安全。促使技術轉讓的怒火不斷燃燒的其實是一種認知,覺得美國人智慧結晶有朝一日會被用來對抗美國的利益。
但這也是有辦法解決的。例如,可以加強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CFIUS)的審查程式。隨著該委員越來越介入審查會對外國合作夥伴關係類型以及需要聯邦政府批准的交易,美國可以降低被技術反噬的風險。
隨著國際秩序從美國主導的霸權時代轉變為多極化時代,重疊的勢力範圍將導致經濟和政治摩擦增加。只有不斷維護、強化多邊自由貿易體系才能實現全球繁榮,但只有在地區大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得到保障後才能實現此目標。
因此,美中領導人必須認識到雙方關係的複雜性。在核不擴散等問題上,雙方可以像柯林頓認為的那樣結成戰略夥伴。但在科技研發等其他領域,小布希的「競爭對手」標籤則更為貼切。為彌合這一分歧並緩和緊張局勢,領導人必須採取措施以建立信任。
對中國而言,儘管被世界貿易組織(WTO)定義為發展中國家,但應當確保在與已開發國家貿易、投資關係中提升互惠水準。這代表著需要向更多外國企業提供國民待遇(與國內企業相同的註冊程式),以符合國家安全的方式放寬對外國收購中國企業限制。
美國應該停止將戰略競爭(通常是零和遊戲)與經濟競爭(短期內可能是零和,但長遠看是雙贏)相提並論。國家經濟活力、復原力來自於對國際競爭的包容,而非一直將國內高科技公司隔離。
當前的美中貿易衝突是數十年持續醞釀的結果;如果要有所解決,代表雙方須承認舊貿易思維方式不適用。除非雙方開始在經濟、戰略競爭兩者上做出區分,否則美中貿易戰將不會在聖誕節前結束。
(原標題為《Defusing the US-China Trade Conflic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