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拉曼尼
●印度政府前首席經濟顧問
●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訪問講師
費爾曼
●JH諮詢公司董事
從阿根廷到土耳其,從南非到印尼,新興市場再次被金融動盪席捲。但我們不要忘了其中最大,也許也是最有問題的一個:中國。
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的成長似乎違反了一些經濟學基本定律。例如,「史坦定律」(Stein’s Law)認為,既然事情不能永遠繼續下去,它總會停止。但中國債務一直在上升。
事實上,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料,中國企業、政府和家庭債務在過去10年就增加了23兆美元左右,其債務占GDP(國內生產總值)比率升高約100個百分點,來到250%。這已經超過經常導致金融危機的水準幾級了。
誠然,中國欲以債務擴大工業基礎、製造業。但事實上,多數用來維持虧錢國有企業、重複建設的公用設施和住房投資。
中國內部失衡指向另一個它成功打破了的經濟學定律。對正常國家,累積巨量剩餘產能會導致投資和GDP成長大幅下降。這反過來將產生金融抑制,如果警示信號得不到重視的話,危機將接踵而至。
但中國經驗截然不同。中國GDP成長放緩,而投資卻保持強勁,銀行體系也沒有受到壓力龐大壓力。
對於中國經濟強勁的堅韌性,一個常理解釋是擁有巨大國內儲蓄、外匯儲備(超過3兆美元),可以用來消除金融恐慌。政府資產負債表仍足夠救助沒有自生能力的金融企業,因此能夠解決重要行業的任何壓力信號。
對中國的恢復力的另一個常見解釋是政治。高度集中的決策使其能夠迅速地集中力量辦大事,例如官方遏制外匯外流。在這個獨一無二的受控制——並可控制——社會,源自經濟破壞的常見經濟壓力都可以遊刃有餘地得到管理。
這些觀點固然有理,但值得確認。「中國經濟例外論」正在承壓——即國內債務累積——和新情況——包括美國貿易壁壘、針對中國「一帶一路」計畫的地緣政治反彈以及(特別是美國的)貨幣條件緊縮所組成的完美風暴的威脅。
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改變經濟模式,從出口轉向內需增長。但這一再平衡要求更多的債務和投資,從而製造了更大的崩潰風險。因此,政府不得不如履薄冰,在經濟需要的時候小心翼翼地予以刺激。其平衡政策沒有行動指南。現在看似溫和的政策干預,有可能很快就會顯得過度。「史坦定律」總會在某個時候獲得驗證。
中國增長所面臨的新威脅中,首屈一指的是美國貿易政策。目前,川普政府的關稅只影響到截至5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但在7月,川普宣佈了新一輪關稅,目標新增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或對美出口總額的15%。中國面對特朗普的持續威脅的反應相當「配合」,顯示出其脆弱性正在增加。
外部需求的第二個威脅來自中國重商主義政策的窮途末路。1990年代迄今,中國出口產業不斷壯大,部分原因在於允許人民幣貶值。但最近,中國透過其他手段保持相關表現,即用「一帶一路」計畫為其他國家購買中國商品和服務融資。可稱之為中國重商主義2.0。
問題在於,重商主義2.0現在受到了政治和經濟的雙重打擊。政治上,中國貸款的接收方——從斯里蘭卡到馬來西亞和緬甸——都表示反對「一帶一路」和新帝國主義味道。經濟上,沉重的「一帶一路」融資條件導致至少8個國家債務積累到了危險水準(據全球發展中心資料)。
馬來西亞已經不得不取消價值220億美元的中國支援專案。斯里蘭卡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尋求幫助,因為過多的中國進口品對其對外帳戶造成影響。巴基斯坦也可能很快就將被迫做同樣的事情。隨著更多國家開始擔心「一帶一路」,將減少從中國的貸款和進口。
同期間,美國利率穩步調升形成了第三道衝擊。隨著美國利率超過中國利率,資本將流出中國,今年在其他新興市場就是如此。因此,中國領導人將面臨經典的新興市場困境。如果它放任人民幣貶值,有可能在短期內加劇資本外逃,並導致美國將其列為貨幣操縱國。但如果它想要支撐人民幣,就必須像2015年那樣,在消耗掉1兆美元儲備。
或者,中國政府可以重新引入嚴厲的資本管制。但這將扼殺外部需求,破壞更廣泛的經濟管理,也讓中國對全球經濟領導地位的主張(包括人民幣國際化)信譽掃地。
在這場經濟挑戰的完美風暴中,對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否像所有人認為的那樣,一切盡在掌握的問題,也越來越受到質疑。習近平要想做好的話,不但要牢記史坦定律,也不能忘記「多恩布希定律」(Rüdiger Dornbusch’s Law),該定律認為,「危機的到來過程比你想像的長得多,而當它發生時,有比你認為的快得多。」
遲早,中國例外論要讓位給經濟學定律。世界應該做好準備。後果可能是嚴重的——要比近期所經歷過的都要嚴重。
(原標題為《R.I.P. Chinese Exceptionalism?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