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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尼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超過3%的人口生活在出生國以外。儘管移民占全球人口比例在過去60年間基本保持穩定，但其組成則出現改變。由於人才需求全球化，高技術人才相對於低技術人才比例急劇增加。這種變化具有明確的地理維度。近75%的高技術移民生活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矽谷有70%以上的軟體工程師都非美國出生。今天的領導者很有可能成為明天的落後派。

許多因素正在推動移民流組成的改變，包括第四次工業革命、交通和通訊成本降低（與低技術移民相比，高技術移民往往為抵達目的國而走得更遠），以及移民來源國的教育機會有限。但主要原因是，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在當今知識經濟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是人力資本。

移民也能當上跨國企業CEO

全球正在打響一場「人才爭奪戰」，具優良管理全球人才庫的企業正快速發展。多數跨國企業現在堅持認為高潛能管理人才透過在其他國家工作獲得全球經驗，並已經將國際流動性作為高級領導職位的先決條件。某些全球最熟悉企業——包括Google、微軟（Microsoft）、美國鋁業（Alcoa）、克洛克斯（Clorox）、麥當勞（McDonald’s）、百事可樂（Pepsi）和輝瑞（Pfizer）——都由移民擔任執行長（CEO）。

人口統計學在全球移民趨勢中所發揮的作用也非常關鍵。雖然絕大多數已開發國家正在老化，但許多發展中國家卻有比例不斷增加的年輕人。在印度，每位65歲老人都對應著4個20歲的孩子；而在西歐，這個比例是1:1。同時，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收入水準比低收入國家高70倍。綜合起來，上述人口和工資差異已經強力地推動移民。

儘管全球人才競賽最初導致已開發國家設立特殊簽證以吸引高技術專業人才，這些國家對移民的政治情緒卻已由此轉向負面。移民已經被視為對東道國本土工人的一種威脅，儘管有實證經驗表明移民僅產生了很小的勞動力擠出效應。在矽谷，移民沒有導致工資或技術回報率降低。

移民產生的成本遠低於貢獻

移民對東道國公共財政的不利影響同樣十分有限。移民最初可能會為其寄宿國帶來淨成本，但相關成本相比本土新生兒的教育成本不但金額小而且時間短暫。更重要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移民實際對已開發國家的公共財政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因為這些勞動者所繳納的稅收超過了他們所使用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全球人才流動對來源國也同樣有利，因為有助於人才來源國的國際市場融入。這樣可以彌補開發中國家企業因公共投資短缺、培訓和設備不足以及購買技術許可證，或智慧財產權的財政資源缺乏所面臨某些缺陷。可以肯定，移民並非提高知識經濟生產率的最佳長期方法；但它確實在短期內加快了技術擴散。

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交流的另外一種強大力量是網路，有些人已經認為網路可成為全球流動性的有效替代。但儘管網路確實允許遠端提供某些形式的勞動力，但卻並未完全取代傳統移民網絡。

儘管資訊和通訊技術降低了傳統移民聯繫的重要性，但上述聯繫也同樣補充了資訊、通訊技術的創新。舉例來講，通過印度與本國僑民的聯繫，由此產生的知識和技術交流已經允許該國跨越某些傳統的發展階段。

數位科技發達推動人才流

總而言之，全球貿易、資本流動增加使整個世界受益匪淺。現在是時候收穫人才流動所帶來的利益。與貿易及金融/資本不同，移民仍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儘管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就業機會的提供和勞動力的回報增加，而這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和國內流動性。

決策者擁有諸多工具來改善全球人才流動。該問題的多面性要求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進一步加強合作。企業和大學是全球人才競賽的前沿參與者，但全球治理機構、多邊開發銀行以及民間社會團體同樣可以發揮關鍵的作用。技術同樣也是如此，現在可以通過視訊會議、數位平台、線上勞動力交流和其他應用程式來實現虛擬的人才流動。

隨著國家和企業爭奪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才，全球人才競賽將會繼續加速。中等收入的非經合組織國家——尤其是中國、印度——正逐漸成為高技術勞動力越來越重要的目標國。隨著這些國家的發展，發達經濟體的全球經濟影響力將持續減弱。比賽已經開始了。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Global Talent Rac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