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洛夫
•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SE)全球事務所所長
40年前的12月進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是名非常好的學生,現在,經過40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卻越來越像是1名教師,由於在國外投入更多資金,因此中國對投資國家運營方式有濃厚的興趣。
但是世界準備好從中學習嗎?
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利用更為自信的「走出去(going out)」政策,最野心勃勃的就屬「一帶一路」倡議,既要提升自身的經濟利益,也要向海外投射軟實力。
中國領導人希望讓國家恢復他們所認為的世界合法地位。
中國的經濟實力在1600年達到頂峰,當時中國經濟生產佔了全球經濟的1/3以上,工業革命對西方經濟成長產生了巨大影響,使得中國在全球國民生產毛額(GDP)的比例逐漸減少,直到1820年後急劇下降,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在全球GDP中的比例竟已降至5%以下。
鄧小平發起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國家自身的成長奇蹟開始了。
自1978年以來,中國已讓數億人脫貧,在全球GDP經濟的比例(目前為1/5)也持續增加,如果中國希望透過作為他國效仿模式的經驗來增加國際影響力,那麼,中國必須找出支持成功的機制並解釋為何可行。
這基本上是清華大學在北京推出新研究中心的使命,中國經濟實踐與思維學術中心(Academic Center for Chinese Economic Practices and Thinking)以暗示性的字首字母縮寫「ACCEPT」以期致力理解和傳播中國發展經驗。
12月稍早,ACCEPT首次發表了一份報告,同時稱之為「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經濟教訓(Economic Lessons Learned from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該報告包括5個值得觀察的面向。
首先,過去40年的經濟成長主要是由於新公司的進入,而非舊公司的重組。此外,從農業用地轉為工業和住宅用途的租金分配在鼓勵投資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同時,金融深化對於刺激創業活動和消費同樣重要,開放也鼓勵學習,最後,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使中國能避免金融危機,並消除經濟成長所帶來的負面波動。
該報告提出的一個關鍵問題:新民營企業的出現或政府幫助對中國經濟成功重要嗎?實際上,對1978年以來中國發展經驗的任何分析幾乎都討論了國家和市場的相對作用。
這不是一個新問題。但是,正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德里克(Dani Rodrick)在記者會上說的那樣,許多人討論僅會從國家和市場的相互作用下手,而不是中國經濟本身,羅德里克更認為,中國就像是對經濟學家的羅夏測驗(Rorschach test for economists)。
然而,ACCEPT報告可透過強調國家管理和經濟自由化如何相互作用,提供有用的洞察力。新的民營企業是經濟成長的關鍵驅動因素,更為中國為進入全球市場創造了強大的動力。
企業家在與政府當局的關係上投入了大量資金,國家利用市場指數指導資源分配和評估實驗。
除了鼓勵新公司進入市場外,中國還投入大量國內資源進行投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國家確保各級政府不斷進行實驗和學習,這在中國解決不平等問題時仍至關重要。
然而,解釋推動中國發展主因只是第一步,如果中國想以有意義的方式對外輸出發展模式,它需要克服一些額外的障礙,例如從日益增長的國際不信任開始。
在發達國家中,一個主要的抱怨是,中國一直在利用他人的創新,包括要求外國公司與中國公司分享技術以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條件。
雖然一個處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吸收和模仿外國技術是正常的,其規模和市場力量卻大大提高了鼓勵技術轉讓的能力,中國始終樂於使用這種槓桿,通常是競爭對手認為不公平的方式。
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質疑中國的投資能否真正幫助他們。
到目前為止,中國一般避免利用明確的政策要求調整投資。但是,由於許多投資帶來了低經濟回報,中國再也不能忽視資源使用方式或貸款接受者的負債。
在說服其他國家接受發展教訓的過程中,中國面臨著兩難困境。畢竟,中國的發展成功部分歸功於它保留了的完全所有權和控制權。相比之下,中東歐國家的發展政策受到歐盟的推動,這一動態對反建制政治力量(anti-establishment political forces)的崛起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在對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不滿高張之際,中國推動發展模式的能力正在受到嚴重破壞。西方仍堅持認為想在全球取得成功不應允許非民主的方法,不過這無濟於事。我們正在走向危險的衝突,不是文明,而是系統,大家需要相互適應。
發展中國家完全拒絕接受中國經濟奇蹟的教訓是沒有意義的,同時,加深中國與西方間的敵意也是沒有用的。相反,各國應該樂於向中國學習,中國甚至與西方有缺陷的民主國家相比也沒關係,應該好好地認識自身政治模式的局限性。
(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Learning from China》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