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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

 

● 中國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

●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1954年發表的著名文章《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一文中，日後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Arthur Lewis）得出結論：「經濟發展理論的核心問題是理解一個轉變過程，看一個經濟體如何從先前儲蓄和投資占國民所得4%、5%或更少，自我轉型成自願儲蓄率達國民所得12%、15%或甚至更多的經濟體。」

劉易斯認為，這個變化過程就是經濟發展理論的核心問題，因為經濟發展的核心是快速的資本累積，包含知識和技能資本。

降低儲蓄率

劉易斯的見解與中國近幾十年來以投資為導向的經濟成長息息相關，居高不下的國民儲蓄率帶動了中國的經濟成長，數字遠超過劉易斯想像。失衡發展所伴隨的風險也日漸攀升。如果要逆轉前面劉易斯所提的過程，中國必須要設法降低儲蓄率，轉型經濟發展模式，將重心轉移到龐大的內需規模以發展經濟。

這無疑將是個鉅變。

過去30至40年來，中國依靠出口導向工業來保持經濟成長快速。與日本和其他快速成長的東亞經濟體一樣，中國成功地將國內的高儲蓄用於投資出口導向型製造業。而且隨著中國剩餘勞動力持續不斷地從農業向出口部門流動，中國的儲蓄率持續增加。

同日本和其他小型快速成長的東亞經濟體，儘管製造業出口蓬勃發展，中國國內服務業和非貿易部門，如電信和金融業，仍受政府高度保護和抑制。過度保護通常非必要地高。這項結構失衡的政策使勞動收入和國內消費佔GDP的份額相對較低，進而導致中國歷年貿易順差不斷增加，對美順差尤其顯著，也加深貿易摩擦甚至是貿易戰的隱憂。

人民幣升值

大約15年前，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的施壓下，中國被迫減少貿易順差，大幅增加國內公共建設和住宅投資的支出，從而讓人民幣升值，出口商品價格上升。

結果一出，中國的貿易順差從10年前GDP 8.6%左右的高峰一路下跌到今日趨近平衡（near-balance）的狀態。

但中國為了平衡這項失衡付出了慘痛代價。

雖然增加公共建設投資有助消化過度儲蓄，然而過度投資將導致總體經濟波動（macroeconomic volatility）和形成「剃刀邊緣」（razor-edge）的不穩定成長，一切事已成真。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經濟早已步上病態成長的軌道。從那之後，中國經濟完全偏離正軌。信貸膨脹下，中國推動公共建設投資，房地產投資也創下歷史新高。

降低過度儲蓄的模式

歷經國內十幾年投資不斷增加，中國現在面臨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和資本報酬率（return on capital）的大幅下滑。生產力下跌使GDP成長趨緩，總額幾乎不可能再與昔日相比。更甚，該國已經累積了巨大的總經和信貸風險，這將成為未來投資成長的桎梏。

所有現象顯示中國近幾十年來高儲蓄、高投資的成長模式將走到盡頭。當務之急是發展出降低過度儲蓄的經濟模式。

當初日本未採取類似措施的失策使其在90年代初期資產價格泡沫最終破裂，即使經濟成長前景非同小可，中國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降低儲蓄是燃眉之急。

中國經濟模式必須從先前的出口導向將重心移轉到坐擁14億人口的國內市場。

為擴增供給需求，服務和非貿易部門勢必要開放給國外及個人投資者，這些部門在政府數十年保護和抑制下，生產力仍相對較低。但中國在電信、健保、社會保障、教育、娛樂、金融和保險產業中市場潛力不容小覷。中國在行動網路產業所引出的龐大消費力凸顯使這些行業自由化是明智之舉。

中國龐大的內需優勢

如此一來，中國生產力將大幅提升，因國內市場規模夠大，一個產業內足以容納多個競爭對手。為彌補出口導向製造業結構轉變所造成的失業，此轉型也將反過來持續提供就業機會。

更重要的是，開放以國內市場為主的非貿易部門將有助於增加消費需求和抑制過度儲蓄，進而提升投資報酬率。

中國正處於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

幾十年來，該國成功採用以投資和出口為導向的東亞小型經濟體成長策略，但是卻未善用龐大的內需優勢。

隨著發展失衡帶來風險日益顯著，中國勢必要更依賴國內市場需求，而非工業產能和出口貿易。這將是管理國家儲蓄的明智之舉，也將是對美國貿易戰的致勝關鍵。

（翻譯：王姿云，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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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Why China Must Save Les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