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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卡托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教授

●創新與公共目標研究中心創始人兼總監

2018年，貝萊德集團（BlackRock）董事長暨執行長芬克（Larry Fink）寫了一封信給500名企業執行長，呼籲他們反思自身的「使命感」。他寫道：「企業若想長期繁盛，不能只注重財務業績的表現，還要對社會做出貢獻。」

芬克認為，企業目前都過度執著於短期目標，因而損害自身創造長期價值的能力。

部分卓越的政治家也提倡多包容、少剝削的資本主義，包括美國聯邦參議員華倫（Elizabeth Warren）以及政策理念受脫歐案粉碎之前的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

忽視再投資

儘管有這些呼聲，改變仍微乎其微。金融業者仍然自我感覺良好，大量投資金融業的其他部門、保險及房地產。

企業在股分回購（share buybacks）與紅利（dividends）的花費超越人資、機器與研發，造成過度金融化。這波回購的熱潮越演越烈，蘋果等企業也不例外。這些企業之所以創新程度下降，和沒有做好再投資（reinvest）有關。

許多公司談論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力、社會使命都頭頭是道，但極少數將這些視為公司營運的核心關懷。

芬克堅信，企業應該要將更廣義的利害關係人納入考量，包括「股東、雇員、顧客，以及他們所處的各個社群」。但這也意味著企業必須在管理架構中最大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而非股東的利益。芬克和其他企業先進看似都沒有意願仿效這種「北歐（Scandinavian）」模式。

公部門的無形付出

要帶來實質改變，企業、政府、政策制定者參照的經濟理論都必須以使命感做為核心考量。如同我在新書中所言，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和馬克思（Karl Marx）在分析利益時，都非常重視客觀的生產條件，也就是勞動力、機器設備與勞資關係。

但是，根據新古典經濟學，價值僅是商品交換的一個環節，有標價的物品才具有價值。此學派也認為只有個人決策才有影響力，集體的努力因而受到忽視。甚至連薪資都被視為勞工權衡閒暇與工作後利益最佳化的抉擇。

在新古典主義的觀點之下，公部門的角色受到輕忽，認為政府充其量只是將他處創造的價值重新分配。除此之外，計算國內生產毛額（GDP）時並未納入醫療保健和教育等必要的公共服務，只計算了這些服務的成本，例如教師的薪資。

因此，公務員無法宣稱自己的「生產力」可比擬高盛（Goldman Sachs）員工的豐厚薪資──高盛前執行長布蘭芬克（Lloyd Blankfein）在2009年如此吹噓，在金融危機的氛圍下飽受批評。

企業控訴政府壓縮企業的可占用資金，久而久之，政府官員便認為只有在市場失靈時他們才須介入。但是，人類登上月球、發明網際網路都有賴於諸多公共組織的參與，他們的付出遠遠超過修正市場失靈。

這些公務員都曾經滿懷野心與使命。

價值、影響力、分享報酬

為了正視自身的使命感，我們必須體認到價值來自集體的努力，我們也要建立公家機關、私人部門與公民社會的共生合作關係。

為此，吾人必須回答以下3個問題：該創造何種價值？如何評估價值的影響力？如何分享報酬？

聯合利華（Unilever）前執行長波曼（Paul Polman）曾敦促旗下公司致力於創造符合永續目標的價值，尤其是聯合國公布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這麼做非常值得肯定。

當然，公部門或私部門都不可能獨自完成這17大目標中的169個具體項目，但是各國政府可以以這些目標為基礎，創造各種方案，廣邀各公私機構共同投資與創新發想。我在一份報告中提倡這項作法，該報告已經成為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展望2020（Horizon 2020）」計畫的重點之一。

除此之外，企業在評估社會影響力時，應避免設定模糊的目標，而要規劃具體的步驟以解決問題。金融機構在貸款審查時，已經不以企業或國家的類型做為標準，而是關注企業從事的活動是否有助於實現特定的任務，例如清理海洋中的塑膠垃圾，或者打造更加永續的城市。

同樣的，政府應該減少對企業的援助，反而應該藉由收購與獎金制度刺激企業以創新的方式達成永續發展目標。換句話說，懷抱實現社會責任的理念應該比賺取大把利益更加重要。

最後，企業間必須共享創造價值的報酬和風險。企業受惠於公共投資良多，除了教育、研發、基礎建設之外，還有應用於智慧型手機等方面的各種科技。因此，政府可以利用其中的獲益來彌補承擔風險必然的損失。

舉例來說，對於特斯拉（Tesla）這些成功企業，政府可以持有股權，因為有些企業也領取相同補助但以失敗收場，例如Solyndra，政府可藉此平衡損失。對於獲得大筆公共投資的產品，例如藥品，政府也可以藉由訂定條件以控制商品價格，回收「非貨幣利益（non-monetary returns）」。

政府攜手民間

政府還可以透過知識治理（knowledge governance）來避免商家濫用專利系統。除此之外，規範企業收益再投資，可以減少現金囤積與股份回購。

有個著名的例子可以輔助說明：貝爾實驗室（Bell Labs）成立之初，（美國）政府便向AT&T等獨佔企業施壓，要求它們進行利益再投資。但是政府如今卻已失去這樣的勇氣。

要打造一個更有使命感的資本主義，不能只靠寫信、演講或釋出善意。企業、政府與民間社會必須拿出勇氣攜手合作，確實將口號付諸實行。

（翻譯：劉子瑄，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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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Let’s Get Real About Purpos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