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進
● 亞洲開發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金融與經濟學教授
中國準備將社保基金單位繳費率從18—20%(根據地區不同浮動)下調至16%,同時將(大部分的企業)增值稅率從16%下調至13%。
在此之前,中國已宣佈降低公司首次300萬元應稅所得的公司所得稅。
這些政策措施對於防堵經濟成長下行壓力非常及時、有用,但也將帶來債務危機的未來風險。
政府的稅收損失不會完全與稅率降低成比例,因為政府同時收緊了對減少避稅的執法強度。儘管如此,中國政府預計稅收改革方案將令2019年稅收收入下降高達2兆元人民幣,或GDP的2.1%。
該政策方案可能將中央政府財政赤字從GDP的2.8%提高到5%左右,在中期將中央政府債務從GDP的47%左右提高到約70%。
此外還有填補社會安全體系資金缺口的隱形負債,以及大規模地方政府債務,總公共債務可能大幅增加,幾年後更可能突破GDP的150%。
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經驗表明,龐大而增加的政府債務是不可持續的,常常會導致重大經濟危機。
為了避免這一結果,中國可以考慮3項附加改革。
首先,當局的增值稅下調應該是暫時的,宣佈在2021年恢復2018年的稅率(如果經濟仍沒有實現增長潛力,可以延長)。
暫時性減稅不但能減小政府債務的長期價值壓力,事實上還能比同等規模永久性減稅更大地刺激經濟成長,因為家庭和企業會有儘早支出和投資的激勵。
其次,中國應該用新稅制取代溫室氣體排放和其他污染的行政限制。
這樣做的空間很大,因為中國是世界第一大污染國和二氧化碳排放國(按年數量指,按累計排放量,美國仍然是第一)。中國公眾對環境友好型政策的要求日益高漲。
中國對某些污染物執行溫和的交易許可計畫,但大部分行政限制的形式仍針對特定企業的特定行為。這些限制透過提高企業成本減少排放,效果和稅收一樣,但不會為政府帶來收入。
更甚者,它們還可能造成類似行業內邊際成本的生產差異,從而降低效率。
但由於排放和污染不盡相同,部分污染並不包含溫室氣體排放,更好的辦法是用排放稅和污染稅取代大部分或所有行政限制,同時將覆蓋範圍擴大到其他目前不受限制的不良行為。
這包括了擴大交易許可計畫,降低企業必須付錢的門檻;以及取消企業或行業許可的免稅額。這樣的政策不但能提高財政可持續性(稅收收入增量可能達到GDP的2%),還能提高總體資源配置的效率。
最後,中國可以透過理順行政層級,降低(中期)政府支出。
最近幾十年來,許多全球大公司都利用新技術的進步降低從頂層到基層的員工層級數,從而節約成本,提高效率。
相反,自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前成立以來,中國政府保持著相同的六級行政結構,包括中央政府、省、地、縣、鎮和村。
這一龐大的行政機器雇用了逾1400萬名公務員,另有數百萬人不屬於公務員編制,但為政府機構工作。
中國在電子商務和數位支付方面已是全球領先者;它具備成為電子政務領先者的實體基礎設施。
若能善用數位技術,中國能取消行政機器的一兩個層級,這將減少政府總支出,同時改善政府服務,還有助於減少貪腐。
可能的一個顧慮是,削減政府就業將加劇經濟成長放緩的影響。
但削減不必一朝一夕,可以實施時間較長的漸進計畫,利用退休和正常辭職來降低政府總規模,此外,發放少量求職補貼也能帶來更多的自願離職。
透過這樣的辦法,政府規模可以(比如)在8年內縮減15%至20%,同時,效率也可顯著提高。
中國最近的減稅計畫著重一個重要目標:防堵經濟成長的下行壓力。
未來債務危機的風險應該透過新的補充措施解決,包括暫時性的增值稅率削減、擴大溫室氣體排放和其他污染稅、縮減政府規模等。
這些改革能夠讓中國提高效率,變得更加繁榮。
(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Making China’s Tax Cuts Fiscally Sustainabl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