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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瑪

 

●《紐約書評》前編輯

● 著有《東京情史：回憶錄》

中國在1989年春天的大規模抗議運動，以（但不限於）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為中心，這場反共的反抗似乎是失敗了。

當年隨著6月3日至4日的殘酷鎮壓行動的開展，中歐贏得了政治自由，首先是在波蘭和匈牙利，然後從那個秋天開始，在東德、捷克、保加利亞，再來是暴力不民主的羅馬尼亞。

在接下來的2年內，戈巴契夫「改革（Perestroika）」政策失敗，導致蘇聯解體。

上述民主革命是在當年東北亞和東南亞「人民力量（People Power）」後發生，那些幸福的日子裡還歷歷在目。

福山（Francis Fukuyama）不是唯一相信自由民主永遠勝利的美國人。人們普遍認為，資本主義和開放社會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共生關係，互相依存，一旦中產階級獲得了經濟自由，真正的民主就會隨之而來。

這就是冷戰後自由主義的勝利感，當時許多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沒有理由再圍堵政府監管的自由企業，這也是各種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傳道者向後共產主義歐洲傳達的訊息。

但中國似乎是異常。

除了像古巴和北韓這樣的死水，共產黨統治佔了上風之外，中國繼續由中國共產黨統治。

但這真的是共產主義的勝利嗎？事實上，從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其他公民的大屠殺中完整出現的，並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而是鄧小平的專制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版本。

在西方，鄧小平因為放棄了幾十年的毛澤東主義自給自足、開放中國以進行全球商業活動，受到稱讚。

他釋放了資本主義企業，「讓一些人先富起來」這句話獲得了「致富光榮」的說法，這是需要捍衛抗議腐敗和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學生的意識形態，也是為什麼人民解放軍的坦克被用來鎮壓起義。

這是一個野蠻的回應，但正如黨的一位領導人所說：「至於外國人會停止投資的恐懼，我並不害怕。外國資本家外出賺錢，他們永遠不會放棄像中國這樣的世界大市場。」

中國從不回頭（looked back，64事件是嚴禁被提起的），經濟榮景很快的向前狂奔，1989年大多數學生抗議者出現的城市，受益匪淺。

他們與新加坡甚至日本的富裕公民或多或少地提供同樣的交易，儘管這些國家都不是獨裁政權：不參與政治，不質疑一黨制國家的權威，以及擁有為人民致富的條件。

即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中國人，現在也很少或根本不知道30年前發生的事情。

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他們經常會對那些以民族主義提出這類刺激性問題的外國人有所反應，好似談論它便是反中的敵意標誌。有人懷疑這種防禦可能是一種帶有內疚的結果：畢竟，許多人當時都從這樁難看的交易（a shabby deal）中受益。

2001年，普京（Vladimir Putin）在俄羅斯就職1年後，我從北京前往莫斯科，寫了一篇文章，將俄羅斯與中國相提並論，文章論點認為，俄羅斯正在成為一個開放的民主國家。

但我錯了。

事實上，俄羅斯變得更像鄧小平治下的中國，雖然不太成功，但部分人變得非常富有，莫斯科的部分地區予人一種新的鍍金時代印象。

中歐國家也發生過類似情況。

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是支持「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強烈的理論家，這是一種壓迫性的一黨統治體系，資本主義仍可在這種體制中茁壯成長。

目前看來，西歐、甚至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煽動者（right-wing populist demagogues）」都想要效仿，如川普（Donald Trump）一般，他們或多或少都是普京的無恥崇拜者。

當然，這不是它應該發生的方式。

這種假設過於強烈，特別是在美國，而且在大多數其他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是不可分割（inseparable）的。我們現在知道這不是真的，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富裕的企業家，甚至只是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消費者，處於基本政治自由被扼殺的一黨制國家。

我們實際上應該一直都知道這一點。

新加坡提供了威權資本主義的完美範例，但被無視，因為新加坡太小，或者因「亞洲人」對民主不感興趣，因為新加坡的統治者從未停止過指出這點。1989年的中國抗議運動證明情況並非如此。保證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民主改革，才能保障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

在抗議活動遭到粉碎後，中國發生的事情再次指向了另一個真相。

中國在1989年根本不是一個異常，非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後來成為全世界獨裁者最有吸引力的典範，包括30年前成功擺脫共產主義統治的國家。

中國人先做到了。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Deng Xiaoping’s Victor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