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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洛特

 

●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榮譽教授

● 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局前局長

潘菲兒

 

●New America’s Future 資深研究員

當大部分的已開發世界在擔憂科技巨頭無數侵犯隱私權的行為，並要求和捍衛個人「被遺忘的權利」（right to be forgotten），世界上有許多人提出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那麼被看見的權利呢？

不妨問問那幾十億無法享有銀行帳戶、房屋契約，甚至是手機門號等許多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服務的人，由於沒有身份文件，他們無法證明他們是誰，這群人因為缺漏的數據而淪為事實上的隱形人（invisible）。

我們能行使如投票、開車、擁有財產、和到各國旅行等基本權利和特權，仰賴的是行政機關手中決定誰有資格享受哪些權力的標準化資訊。舉例來說，要取得護照，通常需要呈交出生證明，那萬一你沒有出生證明呢？開通銀行帳戶會要求提供有效的地址，那萬一你的房子沒有地址呢？

失去提供這些基本資訊的能力，成了邁向穩定、繁榮和機會的一大障礙。隱形的那群人被封鎖在正式經濟之外，也無法投票、旅行、使用醫療服務和教育福利。這不是因為他們不配或是沒有資格，而是因為缺少數據。

這樣的背景下，只要能認清其中的風險，我們的智慧型手機和其他感測裝置所提供的豐富數據紀錄，都能成為強而有力的工具。這些裝置早已成為我們社群和經濟生活的核心，並留下一條數據足跡（a data trail），對許多人而言，這些足跡正是驅動哈佛大學教授蘇波芙（Shoshana Zuboff）口中的「監控式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原料。

Google定位歷史標明了我們居住和工作所在地；我們的電子郵件活動揭露了我們的社交網路；我們握著智慧型手機的方式，甚至能洩漏帕金森氏症的早期徵兆。

但是，假如公民能利用這些數據的力量，讓自己被行政機關的人看見，並取得他們應得的權利和特權呢？他們的虛擬足跡便可被轉化成實質的事實證據。

這一幕正在發生。

在印度，貧民窟的居民利用智慧型手機的定位數據，讓自己第一次登上市區地圖，並註冊地址已收取郵件和註冊政府ID。坦尚尼亞的公民利用手機支付的歷史資料建立信用評分，並獲取更多的傳統金融服務。在歐洲和美國，Uber司機在爭取取得共乘數據，並以此要求員工福利。

但是能做的遠遠不僅如此。

舉例來說，當暴風雨摧毀房屋時，受災戶常難以取得重建協助的資格，因為他們無法證明自己是屋主或是房客，然而他們能以Google定位歷史向當局證明在過去的5年，他們確實都睡在這棟房屋所在的位置；他們可以呈現手機支付紀錄，證明他們替房屋建置了新的屋頂，或是在庭院設置了新的圍籬；他們也可以拿出一系列Facebook上和親朋好友在住家客廳的地理標記照片。

這些數據點單看都不具有任何決定性，但是合在一起時，他們能將證據串連，編織成一個豐富的作品。在沒有其他紀錄存在的情況下，或是紀錄在戰亂中或遭到災害摧毀時，這些數據證據都能成為改變人生的元素。

當然，重要的是如何平衡監控式資本主義所帶來的風險，和科技提供服務和保護基本權利的力量。簡言之，願意善用數據的人未必就想犧牲隱私，他們想要擁有自主掌握平衡的權利，而不是任由商業巨擘和政府機關擺佈。

至少，讓人們能利用自己的數據證明和自身相關的重要事實，並賦予他們有為自己的利益發聲，和邁向目標的權利，能部分解決這個問題。這樣由下而上的作法，顛覆了傳統權力結構中，由政府和商業組織搜集大量寶貴的資訊，以推進他們自身目標的作為，也因此能強力的達到人人平等。

數據創新中心（Center for Data Innovation）觀察到「想要充分利用[數據驅動的創新，個體必須要能取得和自己及社區相關的高品質資訊」，這絕對屬實，也道出了因缺乏搜集和使用特定群體的數據，而衍伸出的數據貧窮及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問題。

但是我們必須再更進一步：授權個體能掌握和自己相關的好資訊，並使用那些數據以達成自身目標。

主張隱私權的人，正在引領許多重要的運動，讓公民能掌控自身的數據由誰，在什麼情境之下，為了什麼目的而使用。這些努力給予我們向監控和其他過度曝光說「不」的權利，但是，我們也該賦予公眾對選擇使用他們的資料和獲取好處說「是」的權利。

（翻譯：王芝怡，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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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Right to Be See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