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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諾爾

 

● 英國牛津大學資深研究員

「匱乏的疾病（diseases of want）」源於貧困，而「富足的疾病（diseases of plenty）」與富裕有關，兩類別中的許多疾病都可以避免，但要進行防治，吾人需要大大改變現今的醫療策略。

匱乏的疾病可以避免，因為貧窮是可以避免的。

人類擁有足夠的專業技術，可以透過共享資訊、培養相關技術、和重新分配一小部分經濟資源來消弭極端貧窮。因此，吾人無法戰勝匱乏的疾病並非代表缺乏知識，而是缺乏意願，人類該著眼於提升意願，而非疾病本身。

與之相對，富足的疾病如肥胖、菸害、憂鬱症、糖尿病及各種癌症，是出於我們富裕的生活方式，這類疾病也可以避免，但人類同樣缺乏擊敗它們的意願。這類疾病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醫療策略有根本上的錯誤。

一旦了解這點，人類也能更有效地對付匱乏的疾病。

問題在於，現代醫學主要側重治療而非預防，人類理應有權依其所選擇的方式生活，如果生了重病，包含醫生、醫院經理、保險公司、醫學研究員、以及許多非醫護人員的支援人員醫療系統有義務醫治他。

如果人類在航空安全上採取相同的策略，等同允許任何人駕駛飛機，無論他有無飛行執照，且不檢查安全設備。若飛機墜毀，飛安人員會盡其所能拯救傷員，但傷勢會非常嚴重，代價高昂。

然而實際上，航空安全下的功夫幾乎完全集中於事前預防事故上。

飛機必須定期維修，天候資訊一應俱全，飛行員及其他航空人員接受嚴格正規的安全培訓，且嚴密執行的規定可確保飛行員的表現不因疲勞或酒精而有所影響，航空業還有許多其他保護措施，其中大多數會自動實施。

此外，所有重大航空事故均由國家機構進行調查，且調查報告都會公開。飛行員通常有免受起訴的權利。每位乘客的安全航空業都一視同仁，無論他們付了多少機票錢。

票價差異反映了不同的舒適度和便利性，而非安全性。

現在，假設人類將航空安全的策略應用於醫療上，每個人都會強制接受定期健康檢查，且保證可獲得健康生活的相關資訊。此外，無論是在學校或是工作場所，每個人都會學習如何維持健康。

保護個人健康的規定會嚴格執行，並自動在家中、工作場所及其他地方進行健康安全檢查。

同時，國家機構會研究所有重大疾病，同時發布研究報告，醫生能和飛行員一樣不受起訴。最後，這個系統會對每個人的基本健康狀況一視同仁，無論他們在醫療保健上支付了多少。醫療保健支出的個人差異會反映不同的舒適度和便利性，而非治療方式。

為了在醫療策略上改為以健康為導向的思維模式，而非醫療是來治癒疾病的普遍觀點，我們應以岡登（Detlev Ganten）的「健康公式」為準則：你的健康取決於你身體的生理條件、你身旁的環境、以及你的行為。

正如多數深刻的見解，岡登的公式淺顯易懂。最重要的是，它把健康視為一種狀態，我們在環境中的行為調整至符合身體需求時便能實現。因此，任何無法使我們的身體適應環境的行為都是不健康的，透過我們的生活方式製造出來的任何環境，若無法符合身體需求亦然。

一旦將這套健康公式謹記在心，我們便能以全新的角度看待醫療。

舉例而言，糖尿病、高血壓、動脈硬化、關節炎、痛風、胃灼熱、膽結石以及乳腺癌、腸癌和前列腺癌通常都是由肥胖和壓力引起。肥胖通常是久坐工作和娛樂習慣造成的，是我們建立辦公室、學校及城市的方式導致的結果。因此，對抗富足的疾病相當重要一環就是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作息，如時常快走、定期運動、坐在設計良好的椅子上，並避免吃含糖量高的食品。

另一方面，壓力經常是源於工作上喪失權力及不安全感、失業、無家可歸或社會關係缺乏。因此，要解決此問題會牽涉政府政策及公司策略。例如，使工作者得以掌控其日常工作時程、促進合作的工作文化並在工作場所進行正念培訓等，皆可減輕壓力，有助於公共健康。

當然，藥物、醫生和手術室仍會在這樣的醫療系統中扮演要角，但是它們只會在完成所有安全檢查之後才發揮功能，就像救護車只在飛機失事後才會起作用一樣。相反地，我們主要應關注我們的生活方式、為家人和朋友樹立的榜樣、我們教給孩子的事物以及我們為工作和休閒活動提供的外在環境與社會情境。儘管全民醫療保健有重大使命，政府也應發揮重要作用，但其作用主要在於預防。

相同的預防方法也能幫助世上最貧困的國家戰勝匱乏的疾病。針對這些國家的援助應著重於消弭極端貧窮，並建立促進健康的社會環境、習慣、期望、

這對醫療系統依然過度著重於治療疾病的富國和窮國來說都是重新看待醫學的新觀點。透過著眼預防，同時調整人類的環境、行為以符合身體需求，可以為醫學開創全新的時代，克服許多可避免的疾病。

（翻譯：曾文怡，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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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Fighting the Diseases of Want and Plent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