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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瑟威

 

● GAM首席經濟學家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正在加速發展，並且隨著此一新性冠狀病毒疾病逐漸接近大流行狀態，對經濟的影響也很可能變得極為嚴重。

除了加強公共衛生應對措施外，政府還必須介入以減輕該病毒對經濟成長、就業和民眾生活水準的影響。

令人擔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將嚴重衝擊全球經濟的原因有三條：首先，區域和國內旅行限制將阻礙跨境、及各國內部的商品及服務流動。這種情況已在中國發生，中國更大幅調低了2020年上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全球大部分供應鏈的所在地，中國的經濟成長趨緩已在歐美大型企業（被下調的）收益預測中展現。

其次，不確定性的增加將導致家庭和小型企業減少大宗支出。

人們紛紛考慮是否執行原訂的假期和商務旅行，2020年開年迄今已有逾20萬個航班遭取消，汽車和房屋購買低潮可能也將隨之而來，不久後，企業將延遲對辦公設施、廠房、設備的投資，從而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的負面連鎖效應。

第三，假若全球股票市場急劇下跌一路持續的話，將損害實體經濟。

市場的暴跌激發了恐慌和不確定性，減少家庭財富並因此侵蝕消費者支出，還會增加企業的融資成本，進而導致雇傭人數下降、資本支出減少。簡言之，本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以及各界對它的反應很容易導致全球支出短缺，緊接著，就是失業人數增加，並將各地實體經濟推向衰退的邊緣。

但是各國政府手中其實擁有應對衰退的工具。

低通膨（在大多數情況下低於央行設定的目標）意味著可放寬貨幣政策而不引起對經濟過熱的擔憂。

過低的債券收益率將使發達經濟體和許多新興經濟體政府借錢來刺激經濟支出，但在任何情況下，政策應對措施都該具備靈活、可逆性（reversible），因為疫情及經濟影響也可能不若人們擔心的那般嚴重。

那麼各國政府具體該做些什麼呢？

首先，它們必須立即採取措施穩定商業活動，削減企業所得稅、基礎設施支出以及其他影響較為延遲的措施，其實是不明智的，設定免稅期或調降收入所得稅、消費稅、增值稅才更合理。

關鍵是，政府必須將更多的錢交到那些通常會花掉大部分收入的中低收入家庭手中，在幾天（而不是幾個月）內提高可支配的購買力，這也是美國、英國和其他許多國家在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Great Recession）」期間的明智之舉，（儘管當時包括本人在內，許多經濟學家都希望各國政府能拿出更大規模的刺激方案）。

其二，儘管貨幣政策的效力在經歷了10年低利率甚至負利率後已然減弱，但各大央行應宣佈新的降息和流動性供給方案。

當恐懼襲來，各界對金錢的需求也將飆升，因此，各國央行應提前明確表示可以滿足、甚至超額應對此需求。

正如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前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在歐元危機最嚴峻時所展現的，他當時明確表示將「不惜一切手段（whatever it takes）」的承諾才是貨幣決策者手中最有力的武器。

第三，世界各國政府都應透過立法增加、延長失業救濟金，至少在短期內。

如同削減各類遞減稅項，增加的失業救濟金可以將現金交到那些最可能在短期內用錢的人手裡，也為經濟中其他部門的減少支出提供必要的抵消作用。

此外，以美國為例，聯邦政府應批准向面臨嚴酷預算限制的州政府提供臨時撥款，避免出現近期赤字，因為這會導致各類引發反作用的加稅、支出削減，這種手段的效果同樣也在上次的經濟衰退期間獲得證明，當時聯邦政府協助各州支付填補近1/3的州政府預算缺口。

最後，各國政府應立即增加醫療服務方面的支出，並必須提供給城市和偏遠農村社區那些最易受新冠病毒感染的人群：老年人、窮人和邊緣群體。

決策者應立即授權撥款，用以建立行動醫療車隊以保障那些無法獲得適當醫護照顧的人們。

雖然部分評論員會對減稅、增加政府支出的財政後果感到憂慮，但這種擔心是不可取的。

原本就低下且還在一路調低的債券收益率意味大多數發達和大型新興經濟體都有極大的迴旋餘地利用很少的成本貸款。各國央行已準備好償還任何無法被金融市場承接的政府債務。

此外，這些緊急措施都是暫時的，在危機過後就將撤銷。

赤字是明天的問題，當前的挑戰是與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及其負面經濟影響進行鬥爭，如果不立即採取有力行動，那就猶如只為了提醒患者，卻讓他付出犧牲生命的代價。

黨派鬥爭和零和政治博弈也不能成為政府推卸對公民基本義務的藉口。

事實上如果非要說這場危機能帶來什麼好處，那就是人們或許最終找到了一種能讓政客們擱置分歧，並履行職責的方法。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 COVID-19 Emergency Response Pla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