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諾爾
● 英國牛津大學資深研究員
世界各國政府都在推行極度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以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疫情大流行對經濟造成的影響。但是這樣的慷慨舉措只對舊時經濟蕭條是合適的,對這次公共健康危機裨益甚少。
人們目前面臨著對社會階級分化和經濟崩潰之間的權衡考量。
這是由於許多經濟活動涉及到人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包括零售貿易、餐飲、旅遊、娛樂和大多數辦公室工作形式的活動,隨著社會隔離措施的不斷加強,這些活動便隨之暫停。
更糟糕的是,新冠肺炎是第一個襲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流行病。
如今,大多數商品都是全球供應鏈的產物,各地區間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實體互動是相互聯繫的,當在一個地區停止實體互動,那麼它在經濟上的影響就會波及到其他許多地方。
更多的政府支出、更少的稅收和極低的利率或許能在短期內讓人們維持生計,但當人們無法工作時,便無法刺激生產活動的進行。在大多數商店暫停營業、快遞服務無法滿足爆炸性需求的情況下,增加新失業者的收入也不一定能提振消費。
這次的問題不像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那樣,而是總需求的普遍下降。相反,這次是基於依賴實體互動的商品、服務的生產和消費需求急劇下降。
與此同時,不涉及這種互動的商品、服務的生產和消費需求在急劇上升。
這就是目前亞馬遜、網飛(Netflix)的業務蓬勃發展,酒店和餐館業績卻在走下坡路的原因。
事實上,這場大流行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失調:許多依賴現有生產和分配流程的部門正在裁員,其他部門卻無法招到足夠的人。
許多國家政府已宣佈了財政措施來減輕流感大流行的經濟影響,比如為被迫休假的員工支付大部分工資(如英國)或向納稅人發放經濟刺激支票(如美國)。加拿大、丹麥、法國和其他國家支付了大部分的公司工資,這樣公司就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但這些舉措的目的是保護無法進行的工作所產生的收入,而不是從尚待補充人員的工作中獲得收入。雖然這類政策適用於應對經濟蕭條或彌補總需求的暫時缺口,但它們卻無助於解決經濟嚴重失調的問題。
的確,如果政府制定政策時假定當前的大流行是暫時的、一次性的,那這便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政策制定者不應認為,在經濟迅速恢復正常之前給雇主和雇員一些錢來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就足夠了。
沒有人知道這場大流行會持續多久。
如果大流行持續時間漫長,那麼嚴重的經濟失調問題應促使各國政府為持續的結構性變化制定計劃,到時為失業者提供收入支援將不會是好的選擇,因此幫助人們找到新工作就變得至關重要。
如果大流行持續的時間較短,那麼政府必須確保他們不會再像現在這樣措手不及,這也將意味著政府透過確保人們掌握技能完成新工作,從而增強經濟應對流行病衝擊的韌性。
因此,無論大流行持續多久,經濟活動的組織結構都需要根本性的變革。但到目前為止,各國政府還沒有做好應對這一挑戰的準備。
為了理解根本問題並找出政策性解決方案,人們需要設計新的經濟活動類別。特別是人們需要將生產和消費劃分為實體交互(physically interactive , PI)和非實體(physically disjointed , PD)活動。
大流行正在重組全球供應鏈和消費行為,從而損害實體交互(PI)活動,而有利於非實體(PD)活動的發展。因此,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彌補總需求的不足,而是為克服經濟嚴重失調問題所需的調整提供資金。
為失業者提供收入支援是不夠的;各國政府還必須向這些人提供必要的商品和服務,如食品和醫療保健服務,以及對精神和身體健康的非實體(PD)支援。如今,在許多國家這種舉措還遠未得到保證,進而導致了民眾普遍的焦慮和絕望情緒。
就業服務可以在確認迅速增加的非實體(PD)工作,並將這一資訊傳達給從事實體交互(PI)活動的人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財政和勞動部門應該補貼其安置和培訓費用。
為了促進工人從消失的實體交互(PI)工作向即時獲取的非實體(PD)工作的流動,政府應該提供雇傭補貼。這些措施遠遠優於旨在保留舊工作崗位的工資稅削減措施,而不是克服其不匹配性。
此外,大流行是一種公害,個人不必為傳播病毒給他人造成的損害支付全部費用。
由於自由市場體系無法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對病毒的測試和治療必須由政府提供資金。在部分國家(如德國、南韓)這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另外部分國家(如美國)卻可悲地忽視了這一點。
誠然,補貼經濟嚴重失調問題所產生的調整成本將是高昂的,但與許多國家政府目前為因應疫情對經濟影響而計畫支出的資金相比,涉及資金將會是很少一部分。
影響不是需求下降,而是人們的生產和消費活動發生突然而迅速的轉變。各國政府必須幫助經濟調整以適應這一變化,而不是對新問題絕望地採用舊的解決辦法。
(原標題為《The Real Economic Fallout of COVID-19》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