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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阿米

 

● 台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

● 曾任以色列外長（2000.11 – 2001.03）

● 著有《戰痕、傷口與和平》

早在人員和商品實現不停頓地全球流動前，疾病流行就已是人類文明一種無可逃避的特徵，由此所帶來的悲劇往往伴隨著一線希望：因為被視為充滿神秘的歷史事件，大規模疾病爆發往往能夠破壞舊的信仰和策略，預示著人類事務行為開始重大的轉變過程。

2019年爆發的新冠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疫情便可能打破這種既有模式。

在許多方面，目前這場疫情看起來很像先前發生過的疫情。

首先，無論可以預見與否，疫情爆發往往使政府措手不及，各國政府往往無法迅速、果斷地做出應對。

卡繆（Albert Camus）在所著小說《瘟疫》（The Plague）中描繪了這種趨勢，這種趨勢體現在中國最初壓制有關新冠病毒資訊的努力當中。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盡全力淡化威脅時也做了同樣的事情，就在一個月前，他還將新冠肺炎與季節性流感相提並論，猶如卡繆小說中一名官員所說的那樣，這次瘟疫不過是一次「類型特殊的發燒」（a special type of fever）。

領袖缺乏遠見往往導致民眾面對疫情爆發僅剩下一種真正的防禦手段：社交隔離（social distancing）。

就像狄福（Daniel Defoe）那本描寫1665年倫敦鼠疫爆發的回憶錄《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中所指出的，倫敦市政府疫情爆發後禁止集會和各項活動、關閉學校並且強制實行隔離政策。　

倫敦大瘟疫爆發的近2000年前，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Peloponnesian War）即將結束之際，一次流行病殺死了至少1/3的雅典人，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觀察到如果有人與患病者接觸，他們就會因此而喪生。　

因此，很多人獨自死去，喪葬習俗陷入極度混亂，同時，因為死亡人數眾多，人們常常以任何方式埋葬死者。

在新冠肺炎危機期間，封鎖和其他社會隔離政策同樣阻止人們探望他們垂死的親人，同時也顛覆了葬禮的傳統。

中國政府鼓勵家屬迅速、悄悄地埋葬逝者，根據衛星圖像，伊朗正在挖掘萬人塚，美國紐約市官員同樣對沒有親屬或者家人負擔不起葬禮費用的人進行大規模掩埋。

倫敦部分公墓已無墓地可用。

此次疫情和先前相似之處是，傾向採用試驗性的保守治療。

在20世紀爆發西班牙流感期間，科學家認為應歸咎於細菌感染，並設計了相應的治療對策。

人們現在知道，流感是病毒引起的，沒有哪種細菌疫苗能夠預防它。

當然，研究新冠肺炎的科研人員更深入地瞭解這種疾病，在等待量身定制的治療方法或疫苗時，現有的抗病毒藥物（例如長期用於治療瘧疾的抗病毒藥）正在接受測試，但結果卻不盡相同。

其中，一種抗病毒藥氯喹（chloroquine）因為服藥患者顯示心臟相關的併發症，引發關注。

假藥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就如狄福所說絕對可靠的預防藥物。

目前，江湖騙子在社交媒體的協助下，做出了虛假危險的聲明，提出從吸食古柯鹼（cocaine）到飲用漂白水的任何方法可以預防新冠肺炎，儘管沒有任何測試的證明，川普本人則一直在吹捧奎寧（hydroxychloroquine）有可能扭轉局面，這使一對夫婦進行自我治療的嘗試，結果是：妻子勉強生還；而丈夫則因此喪生。

新冠肺炎造成的經濟破壞也有大量先例可循。

2世紀爆發的安東尼瘟疫（Antonine Plague）造成了羅馬帝國史上一次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查士丁尼大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最初爆發於541~542年，並且斷斷續續地延續了兩個世紀，同樣破壞了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的經濟。

疫病流行不僅破壞經濟，而且尖銳突出了社會不平等，從而極大加深了人們對現狀的不信任。

疾病可能並不會區分貧富，但人們的生活條件卻總是導致疫情更容易影響貧困和邊緣化人口。

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見證了1527年的佛羅倫斯瘟疫（plague in Florence）而且很有可能死於那次瘟疫，他將疫情爆發視為執政不善的直接結果。

對中國、川普、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和其他人的批評，也與這種情緒相符。

還有人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待疫病流行。

奧雷里烏斯（Marcus Aurelius）責怪基督徒引發了安東尼瘟疫，在基督教歐洲，14世紀的黑死病（Black Death）被歸咎於猶太人。

新冠肺炎背後人們所想像的罪魁禍首包括 5G輻射、美軍、中國軍隊和（不出所料）猶太人，伊朗國家媒體警告民眾，不要使用以色列科學家研製的任何疫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的出版物稱新冠肺炎為以色列的生化武器。

奧地利、瑞士和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指責猶太金融家和慈善家索羅斯（George Soros），他們相信索羅斯希望借此削減世界人口，並從疫苗當中獲利。

儘管存在這些相似之處，但新冠肺炎有可能以一種關鍵的方式脫穎而出：它不太可能顛覆原有的秩序。

安東尼和查士丁尼瘟疫促成了基督教在整個歐洲的傳播，黑死病則動搖了人們對宗教信仰的虔誠，迫使人們以更人性化的角度來看世界，這種轉變最終導致了文藝復興（Renaissance）。

西班牙流感引發了大規模罷工和反帝國主義抗議；在死亡高達成百上千萬人的印度，疫情刺激了獨立運動。

相比之下，當前這場疫情更有可能強化本已存在的三種破壞性趨勢：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和獨裁監督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幾乎從疫情爆發開始，降低對全球價值鏈依賴的呼籲開始急劇激化，其實，這早在危機前就已引起人們關注。

歐盟制定共同戰略的工作再次暴露了該團體的原有分裂，川普現在決定暫停向世衛組織提供美國資金，同時在爭取生命掩護下，踐踏自由和侵犯個人隱私的政府絕不僅有中國和俄羅斯。

兩次世界大戰凸顯，圍繞自我中心民族主義的全球秩序與實現和平及安全根本不相容。

此次疫情更顯示，迫切需要在民族國家與超國家機構間實現新的平衡，若非如此，新冠肺炎造成的破壞只會越來越嚴重。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y this Pandemic Is Differen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