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毅仁
●《紐約書評》前編輯
● 著有《東京情史:回憶錄》
川普總統(Donald Trump)不但沒有利用美國聯邦政府的職權,全力對抗新冠病毒(COVID-19)的危機,反而浪費寶貴的時間與精力,指責中國散播病毒的不是。
對此,專家們預期的是一場新冷戰(a new cold war)。
然而,美國若真的想與中國角逐全球的領導權,川普的作為可說是大錯特錯。
就連中國政府都已向世界各國輸出對抗大流行的物資,甚至還派遣了醫療團隊,川普卻擅自切斷從歐洲入境的航班,甚至不事先通知美國的歐洲盟國。3月起,中國政府已向世衛組織(WHO)投入5000萬美元,川普卻聲稱世衛組織事事「以中國為中心」,而凍結了美國的資金投入。
此外,當G7外交部長舉行視訊會議,討論新冠病毒的共同對策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的「貢獻」卻是堅稱病原體應被命名為「武漢病毒」,因為武漢被推測為該病毒的起源地。
蓬佩奧這種川普式的幼稚舉動使其他部長深感不滿,會議最後也不了了之。
當然,中國的慷慨並非沒有條件。
世衛組織堅決不承認台灣抑制病毒擴散的成就,還拒絕台灣成為會員國,怕的就是觸怒中國,當美國政府鼓吹中國陰謀論之際,歐盟卻減緩對中國故意謊報訊息的批判:因為中國威脅將採取報復手段。
中國對外恐嚇奏效,背後隱藏的是其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
理論上,西方國家若能團結一心,加上如日本、南韓及其他東南亞相關國家的支持,自然能降低中國經濟恐嚇的效力。以往,任何類似的同盟陣線都依賴美國的領導,但現下美國政府自我中心所導致的無能,已使其不再適任領導一職。
長期來看,這可能使中國獲得國際主導權,雖然情非得已。
其實,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對策上,鮮少能達成共識。
自18世紀末,英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派遣馬戛爾尼勳爵(Lord Macartney)與大清帝國建立外交關係以來,一直就是如此。諷刺的是,這次失敗任務中,英國試圖與中國進行鴉片之外的商品貿易,但乾隆皇當時卻表示,中國不需要英國的任何貨品。
在這之前,馬戛爾尼拒絕向皇帝磕頭一舉,就已使乾隆深感不快--在英國君主面前,人民無須磕頭以示臣服,然而,同樣因商業目的前來的荷蘭使節,願意遵循中國風俗並向皇帝磕頭,就使乾隆龍心大悅。
此事激起英國人的不滿,認為這就是荷蘭人典型的貪婪嘴臉,為了迅速達成協議而不擇手段。
事實上,荷蘭使節來自荷蘭東印度公司,並不代表荷蘭的君主。
重點是,中國將自己視為文明世界的中心,國外使節的前來一律視為朝貢,從來無法與中國平起平坐,馬戛爾尼自視英國為世界第一強權的心態,根本不可能與中國打交道。
當時的荷蘭使節就像今日的歐盟,主要希望能打入中國市場,因此有心理準備,必須依照中國的規則行事。
儘管英國勢力已式微,馬戛爾尼時代的強國之爭仍依稀可見,近百年來,美國自詡為文明世界的唯一典範,和當時清帝以中國為中心的思想一樣冠冕堂皇。
當中國陷入貧困,任由列強擺佈時,美國大國有大量,輕易地出面擔保,認為中國有潛力轉型為一個民主、資本主義及基督教國家,然而,與20世紀初猖獗一時的日本帝國打交道,卻困難得多,日本於1919年簽署《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時,曾提出在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成員國中反種族歧視的條款,卻遭美國(及澳洲)拒絕。
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幾乎無利可圖。
即便如此,西方國家仍無法對其做出一致的對策,1950年,國共內戰後僅1年,英國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當時致力於打擊全球共產勢力的美國深感憤怒,一直到1970年代,美國都承認蔣介石在台灣的民族主義政權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既然現在的中國有利可圖,我們又回到了馬戛爾尼時代。
中國這個「中央之國」的國界與清帝國大致相同,政府的民主程度也與乾隆時期相差不大,歷經一世紀的戰爭、侵略、飢荒及流血衝突後,中國再次被拱為野蠻人應仿效的文明典範。
我們並不樂見中國成為全球領導者,但在我們有限的選項中,美國卻正急速消失。
所謂「美國的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中,充斥著許多愚蠢的戰爭、意識形態上的僵化、以及對某些令人髮指的獨裁政權不合理的支持,然而,全球之所以願意遵循美國的帶領,絕大部分是基於對其政體的尊重。
雖然它在政策執行上出現缺失,卻體現了人類對自由的嚮往,即使在華語世界的某些地區,亦是如此。
現今的中國完全無法與美國相提並論:中國若想領導世界,就不能只靠金錢及恫嚇,自由至今仍相當重要,否則中國學生就不會在1989年於天安門廣場豎立10公尺高的民主女神像,若無法先從自家做起,中國將很難進軍世界,成為全球的領導者。
(翻譯:陳懷玉,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Confronting China》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