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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蘇

 

● 康乃爾大學經濟學教授

●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即使處於最佳狀態，人類仍不擅於評估風險。當陌生的傳染病大流行，人們緊張又被隔離，且死亡人數不斷攀升，風險感知會更加失準，因為恐懼往往會勝過理智。而這就是政策失當的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人們不應該低估新冠肺炎所帶來的危險。義大利、西班牙和美國的例子，尤其顯示了拖延防疫行動會導致大規模的感染及死亡。

但是盲目的恐慌沒有任何幫助。

在許多國家，特別是開發中國家，失當的政策所帶來的風險比起益處還要多，例如：經濟困難、糧食短缺、普遍焦慮。明智的施政會需要領導者及公民看得更遠。

新冠肺炎確切的死亡率難以得知，但計算死亡人數要比計算感染人數還要簡單，因為後者需要大規模的檢驗。從死亡數據來看，很明顯的，對多數人而言，也就是那些非高齡族群也沒有併發症的人，死亡的風險仍非常低。在多數的開發中國家，交通事故的死亡機率比新冠肺炎高上許多。

在印度，每年有超過15萬人死於交通事故。

大多數的人在高速公路上開車不會緊張兮兮的，但是自疫情爆發以來，他們卻連走出家門都害怕。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的研究所示，心理學中關於「凸顯性」的大量文獻能夠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情況。

先假設你想要買一輛最安全的汽車，你可能會閱讀所有型號的安全性數據，例如：每一萬輛車在道路上發生多少次電子或機械故障、車禍、死亡事故。最後，再選擇事故率最低的那種型號。但就在你打算買車的前一晚，你跟一個朋友見面，他跟你說他的表親就是開那型號的車，結果在他剛買完車的那一周，車子打滑發生事故，他就受了重傷。

數字本身的呈現方式也可能讓人們誤讀。

如果有一張列表顯示所有事故及事故車輛的型號，某個牌子的事故次數可能會遠比其他廠牌多，但其實這也只是因為這個牌子的使用者眾多。事故率固然比事故總數更重要，但是其中細微的差別可能被忽略，尤其當恐懼左右了人們的選擇。

目前，新冠肺炎的數據也帶來類似的狀況。

近幾周來，全世界的人都關注著美國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已穩定地上升至將近7萬人。這個數據當然相較比利時（8000人）的死亡人數少。但是每100萬人中，比利時的死亡數（略低於8000人）遠遠超過美國的死亡數（大約2120人)。截至目前，比利時人死於新冠肺炎的機率，是美國人的3倍。

北美、歐洲的死亡率與非洲、亞洲之間的差距甚至更為明顯。

在歐洲，一個人死於新冠肺炎的機率，通常比非洲或南亞高2000倍至4000倍，即使只考慮疫情較不嚴重的歐洲國家，差距仍然十分明顯。在德國，新冠肺炎的致命率仍比印度高100倍。

在印度，貧窮所帶來的風險，卻遠遠高於德國。然而，許多發展中國家非但沒有把這些因素考量進去，而在制定政策時，只著眼於新冠肺炎所帶來的超顯著因素（ultra-salient），卻忽略了新冠肺炎的致死率其實很低。

這種措施的代價正在提高。

在非洲及南亞的新興經濟體中，長期的封鎖，並不是在拯救生命與拯救股價之間做取捨，而是選擇拯救少數人免於因新冠肺炎失去性命，卻犧牲更多的人，讓他們陷於貧困、饑餓甚至死亡。

部分人會說，這個結論為時過早。

斯里蘭卡、印度、肯亞和奈及利亞的死亡率目前看來很低，但可能明天就面臨大規模的感染，決策者一定要預測未來趨勢，並及早採取行動以減低風險。

但是目前仍然未知南亞、非洲的疫情趨勢，是否會與歐洲、北美的軌跡雷同，所有非洲、南亞國家跟北美、歐洲國家如此鮮明的差距，代表可能有其他因素影響新冠肺炎的傳播。其中一個可能，是非洲、南亞國家廣泛施打卡介苗（以預防肺炎），因為肺炎、瘧疾在這些國家很常見。

這並不代表開發中國家的領導人不需要防患未然，特別是考慮到我們對於新冠肺炎仍不甚了解。他們當然不能像巴西總統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一樣，即使屍體堆積如山，仍忽視及低估疫情的風險。

但是領導人必須避免適得其反，也要避免被恐懼支配。

相反地，他們必須根據數據及專家的意見，做出艱難卻考慮周全的決策；隨著資訊、事態，去改變施政；並且要讓人們了解情況。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法國總統馬卡洪（Emmanuel Macron）都是這種領導的楷模。

公民也該如此。

為了要保衛我們的家園，必須採取一切適當、可行的公衛預防措施，例如：戴口罩、減少肢體接觸，尤其是面對較脆弱的族群。然而，一定要意識到，這類措施有很大一部份不只是為了自己，更是因為在面臨傳染病時，人類需要擔負起自身的社會責任。

（翻譯：吳思潔，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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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Who’s Afraid of COVID-19?》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