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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莫斯

 

•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

非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死於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明尼蘇達州）警官紹文（Derek Chauvin），確切地說，是死於紹文的膝蓋之下。

這一事件在全美絕大部分主要城市引發了一波和平抗議和暴力騷亂，相關影片拍下來公諸於世後，人們因此認識到，非裔美國人被排除在美國宏大的進步故事之外，還認為狀況會隨著時間而更嚴重。

這樣的看法得到了資料的證實。

美國智庫布魯京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近期的一項研究顯示，截止2016年，典型白人家庭的淨資產近乎是非裔家庭的10倍，儘管美國僅占全球人口的5%，但卻擁有全球21%的監禁人口，其中1/3都是非裔美國人。

幾乎每周都會傳出有關非裔美國人死於警員之手的新消息，每次均引發媒體的不滿和絕望，同時呼籲改革治安，但問題卻從未得到解決，部分因為其中綜合了許多問題。

首先，許多美國人已接受他們生活在一個不平等加劇的贏家通吃社會。

儘管頂層人士的財富和收入持續增長，但仍有數以千萬計的美國民眾無法負擔醫療、育兒和其他基本物資，這個故事講了一遍又一遍，但人們往往未注意到，管理上述制度社會成本的責任卻被推卸到警員的手中。

普遍而言，城市地區絕大多數警員均為白人，鮮少或甚至根本沒有經驗接觸轄區內的民眾，這種不熟悉又因1/5的警官來自在阿富汗或伊拉克執行暴力綏靖任務的退伍老兵，而讓情況變得更加嚴重。

這些退伍老兵充其量一直將其所管理的城市民眾視為對自身的安全威脅。

這樣的說法也是得到資料證實的。

例如，2010年至2015年間，波士頓每百名曾服過兵役的警官中就有28人遭投訴過度使用武力，每百名非退伍軍人出身的警官中遭到同樣投訴的，僅17人。

波士頓絕不是唯一的例子。

美國有責任讓退伍軍人從事有意義的工作，但顯而易見，只有證明有能力緩解緊張局勢的個人，才應被允許在城市社區內擔任警員職務。

點燃這次全美怒火的白人警察紹文並非退伍軍人。

但因曾有18起針對他的投訴，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美國警員系統存在的問題，畢竟，美國對城市貧民也負有義務。底特律、密爾瓦基、聖路易斯和其他許多去工業化城市地區生活的非裔美國人，生活條件反而更接近南非和巴西。

一個涉及幾代人的惡性循環發生在貧困和缺乏經濟安全感的非裔美國人社區。

孩子們從一出生就生活在一個與警員接觸一直充滿對抗而非合作的環境，警員則將懷疑與敵對和犯罪混為一談，警員常認為非裔男性是嫌犯，並以相應的方式來對待他們。

作為回應，許多非裔美國人一直對警員持懷疑和敵對態度。

支撐美國種族差異的結構是疏忽和有意設計的副產品，解決問題需要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

第1步是要聽取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建議，並把充分就業作為經濟政策的核心原則問題。美聯儲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已表示，美聯儲資助公共投資不存在有效限制。

若真如此，那麼它應當採納諸如綠色新政提出的支出建議，以高薪雇傭弱勢勞動者，從而推動清潔能源和其他未來經濟的關鍵部門。可以引導那些沒有工作記錄的人以入門級薪酬參與公共美化項目，從而能夠允許他們開始發展基本技能。

新冠肺炎危機已證明，以前被認為不重要的多數工作實際具有不可或缺性。從醫療設施和食品服務到交通和衛生設施，非裔美國人不成比例地從事著人們認為最不重要、但卻最終最不可或缺的職位。

但以聯邦最低工資為基準，美國的基本勞動力在高收入國家中薪酬最低。

儘管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在過去70年間增長了好幾倍，但聯邦最低工資在扣除通脹因素後，僅較1950年增加了0.75美元。長期以來美國必須勞動者所收到的資訊是：「你根本無關緊要（You don’t matter.）」，顯而易見，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最後，美國民眾手中掌握的武器異常過剩，自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執政期間茶黨（Tea Party）接管多州政府以來，這個問題已變得更加嚴重。

在一個擁有近4億支民用槍枝的國家，許多州的槍枝銷售法規仍顯得鬆散，結果導致像芝加哥這樣的城市儘管槍枝管制水準合理，但槍枝依然充斥街頭，因為人們只要向北開車1小時就可以從威斯康辛這樣管制不足的市場購買槍枝。

顯而易見，美國的槍枝問題導致其暴力犯罪問題加劇。

這也大幅增加了警員所受到的壓力。進步人士和警員機構應當認識到，他們在槍枝管控問題上有著共同的利益。

人們可以採取明確措施，減輕城市、社區和負責維護社區治安的群體的壓力，美國完全有能力加強城市的經濟和社會健康，並同時改革警方做法，以鼓勵衝突的化解和降級，再也沒有袖手旁觀的藉口了。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merica’s Mis-Police Stat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