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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拉斯科

 

● 智利前財政部長

● 任教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

在每個線上新冠肺炎會議重複的感想中，有一個是被公認的，大流行發生在政府大幅介入經濟的時期，但是這對未來意味著什麼？政府能對和應該經濟生活的哪個面向作得更多。

許多人相信政府應該處理部評等和重新分配更多的收入，或者應該更積極地對抗氣候變遷。這是兩個優先事項。但事，由於新冠肺炎是每個國家都沒有準備的衝擊，自然而然的起始點是敦促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社會保險來對抗衝擊。

華特（Walter Bagehot）經濟學人最早的編輯之一，稱政府和中央銀行為借款人的最後的手段。目前的危機已經證明當面對這麼大的衝擊時，政府同樣也是保險人最後的手段。沒有私人單位可以同時提供和資助必要的公共健康應對、支付無薪假勞工薪水，借錢給手頭緊張的企業保住工作機會，然後再提供緊急資助給脆弱的家庭。只有政府能做到。

統記學家和經濟學家區分特殊衝擊（一定時間影響部分人）和聚集衝擊（影響所有人）。這可以幫助確認政府未來應該做的事情的優先事項。

如果衝擊是特殊性的，私人保險市場可以合理的運作，例如保險導致關於像是酗酒和暴食等危險行為的自滿，或者導致醫生開設不必要的昂貴檢測。這些行為拉高保險的溢價，讓窮人無法受保。這就是為什麼像是奧巴馬健保這樣設計良好的計畫同時讓人有保險並且補貼低收入戶家庭。

在富裕國家，不同組合的私人與公共保險保護大部分的公民免於特殊性風險，無論是疾病、失業或者老年收入不足。發展中或崛起中國家就沒有，那裏社會保險系統非常虛弱，而且只給正式全職員工。

如果家中有人生命或者遭逢意外，太多家庭喪失多年勞動的成果。世界銀行最近一份關於這個主題的白皮書總結到，許多社會保護系統目前對那些沒有給傳統社會保險計畫貢獻的人，缺乏對於大災難的保護。

為了彌補這項差距將會動用更多國家資源，正因為私人保險公司無法做這件事情。但是沒有明顯的原因為什麼像是墨西哥、秘魯、多明尼加、印尼、馬來西亞或菲律賓無法承擔這麼做。直到最近的危機以前，這些國家的中央政府支出只低於GDP的五分之一。

然而警告已經發出。越來越多的政府贊助社會保險不等於政府應該提供保險所支付的服務。英國公衛系統在公家醫院治療病人並且為此買單。在加拿大單一付款者系統中，政府付錢給提供服務的私人醫院和診所。發展中經濟體應該可以選擇英國還是加拿大系統，或者想出其他的解方。而他們的選擇應該基於效率，而不是意識形態。

聚集型衝擊是一個不同的故事。因為沒有不受影響的公民可以紓困受害者。而且如果疫情像是新冠肺炎這樣，也沒有不受影響幸運的國家，海外的幫助最多極為有限。所以各國被迫該花多少就花多少。崛起和發展中國家，因為借款能力較差，能花多少就花多少。

在超低利率的全球環境之下，富裕國家可以舒服地借到財政管理者遠遠想像不到的數字。在美國、英國和大部分的歐盟國家，公共債務現在以超越年度GDP，並且市場還沒面露難色。（ bat an eyelash）而當名義利率逼近0，或避和短期公共債務變成類補貼，因此存款人樂於持有央行毫不猶豫印刷的美元，英鎊和歐元。通貨膨脹完全看不到。

已開發國家對公共債務保險寬鬆的限制不意味沒有限制。如同前IMF首席經濟學家布蘭切德（Olivier Blanchard）所論，這表示如果安全利率預期低於成長率很長一段時間，那麼債權延長就有可能，意即不會接下來漲稅的債務保險。

但是「如果」就表示有一堆工作要做。在過去，金融壓抑讓政府債務上的利率人為的低。今天世界性低利率反映的是老化人口、低產能成長、脆弱投資需求和整體缺乏安全資產的總和。能暫時推測這個因素組合持續多久已經是最好的了。

還有關於世代平等的問題。如果未來需要高稅率來償還現在這些債務，這是我們的孩子和孫子來償還。讓他們背負一身債顯得不公平，因此在已開發國家，他們可能無法過得更好，部分原因是我們留了巨大的氣候債給後代。

政府可以也應該做為災難性聚集型衝擊下，最後手段的保證者。但是他們也可以展現必要的功能，只要我們確保他們今天有足夠的資源。對於崛起中和發展中經濟體來說更是這樣，公共借貸的限制往往不寬。

一個常見的反思是在疫情過後，佛里曼（Milton Friedman）走了而凱因斯來了。但是如果同尼克森講的那句著名引言般「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主義者」，我們必須記住凱因斯的教導：「景氣好的時後，財政政策應該緊縮，當時機差的時候才能擴張。」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re We All Keynesians Agai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