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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菲特

●史密森學會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

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常常用來描述人們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節，都頻繁出現在美國總統競選選戰中。但對心理學家來說，這些詞彙用來描述不同但多變的人的社會身份。事實上，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之間的個性差異在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這表明它們是人類共同遺產的一部分。

名義上，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都對社會鞠躬盡瘁，但關係有別。愛國主義者自豪於共同身份和歸屬感——這類情緒是土生土長的公民和歸化移民所固有的。愛國主義者對自身所屬群體充滿熱誠，強調社會的日常需要：食物、住所、學校等。

相反，民族主義者歌頌身份。愛國主義者無不關心同胞，而民族主義者主要關注他們所認定的高級生活方式，以及保護自己的人民免遭外部威脅。

但對於什麼才是 「自己的人民」，愛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所見不同。民族主義者歌頌讓他們的身份與其他人區別開來的角度。因此，他們著重強調表忠心、習慣規則、服從公認權威、保護既有社會關係。這些價值觀形成於曾經平等的狩獵採集社會定居下來、個體和群體特權和權力區分開始出現的時候。

愛國主義者也非常強調「自己的人民」，但認為這一地位需要爭取，而不僅僅需要捍衛。言下之意是，愛國主義者允許持續改進的可能。

放眼自然界，可以發現最接近民族主義者的是螞蟻，它們僅僅圍繞在種群旗幟的周圍，即一種所有成員都具有的特殊的氣味，以充當群體身份的標誌。人類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一樣，在面對旗幟或頌歌時會熱淚盈眶；但民族主義者特別敏感於這些符號。

對民族主義者而言，即使是短暫地遇到國旗或受人尊敬的領袖都會引起激烈反應，而當預期的符號不出現時也會引起激烈反彈。一個例子便是美國白人民族主義者因為黑人職業運動員在奏國歌時單膝跪地譴責員警暴力而沸騰。

民族主義者遠比愛國主義者更懷疑多樣性，但這並不意味著愛國主義者與偏見絕緣。愛國主義者對待同胞或同種族或民族成員有如春天般溫暖，但也會發生歧視不「類我」者的情況，有時是下意識的。

這些衝突角度的出現事關生死存亡。畢竟，每一種思維模式在特定的環境中都是有收益的。在我作為生物學家的工作中，我發現從大猩猩群到白蟻巢的各種群體都存在兩種互相重疊的目標：供養以及保護社群成員。保護聚焦於外來者，而供養則著眼於內部。

我們身份中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維度可能是為了適應這些有分歧的社會需要。類似的責任平衡術也存在於其他動物身上。科學家發現，最成功的蟻群既需要奮勇出擊捍衛種群的個體，也需要能遠離危險而又堅決守衛巢穴的個體。如果後者損失過多，年輕個體就會挨餓；如果前者損失過多，寄生蟲就會偷取種群的資源。

我們認為健康的社會通過成員間的合作實現運轉，但衝突可能也是一種優勢。即使意見相左者偶爾會怒目相視，但事實上，在某種意見上的人數過少和過多的人類社會都很容易遭遇滅頂之災。儘管如此，現代人所面臨的社會複雜性遠甚於其他社會動物——包括我們的遠祖。如果今天的社會衝突出現在我們的狩獵-採集祖先身上，那麼這些只有幾百人的社會將很快分崩離析。

我們現在的許多社會分歧反映了一個事實，即我們在基本同質的社會中演化。多民族和多種族社會在人類歷史上相對較新，許多人——包括愛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仍（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習慣於團聚在自身所屬民族周圍。因此會發生少數群體的單獨個體所做出的惡性為——比如2016年奧蘭多（Orlando）夜總會所發生的阿富汗裔美國人槍擊事件——引發對整個群體的憤怒聲討、甚至導致針對與事件完全不相干的其他群體的攻擊的情況。當人們感到安全或生活方式受到威脅時，就很容易將所有認定的外來者無差異地歸為一類。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做過一次關於是否願意與「衛裔」（Wishan）美國人做鄰居的調查，結果有近40%的受訪者表示不願意，儘管所謂的「衛裔」完全是子虛烏有（為作者所捏造）。但是，在有如此之深的偏見的情況下，現代多民族和多種族社會仍能保持凝聚，並且常常能夠運轉得很好甚至繁榮昌盛。

對於這種韌性的標準解釋來自一百多年前社會學家威廉·薩姆納（William Sumner）的著作《習俗》（Folkways）。薩姆納指出，與外來者的衝突能讓社會保持團結。但顯然，並非總是如此。我們在最近幾年中看到，外部力量完全可以在一個社會中播下不和諧的種子，挑撥族群對立。即使外來威脅確實刺激了多數群體，少數群體仍會發現處境會變得更加邊緣化，甚至被妖魔化。

無論如何，如今，政治傾向不同的美國人彼此交融，美國不會出現狩獵-採集社會所出現的分裂。我們互相依靠，在造物主的大設計中，這也許是最好的安排。

（本篇由PS官方提供翻譯，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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