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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

●柏林高級研究所研究員

對民主黨和許多共和黨來說，很容易把美國總統川普政府當成是怪力亂神處理。共和黨會將過去四年的諸多違法亂紀行為歸咎於川普，期待人們迅速忘了共和黨所起到的促進作用，而民主黨會想大搞一場遵守民主規範秀，道貌岸然地既往不咎。果真如此的話，喬·拜登（Joe Biden）如果在11月3日選舉所有選票清點完畢後勝出，川普和它的政府就不可能會因為令人咋舌的腐敗、暴行和違反基本憲法原則而被問責。

與政治算計大相徑庭，許多觀察者——從前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到著名法學家和歷史學家——指出，只有卑劣的獨裁者會追殺被擊敗的反對者。美國司法部長比爾·巴爾（Bill Barr）帶著鮮明的個人動機指出，「按規起訴政治輸家的政治贏家不屬於成熟的民主。」但這樣的總結過於草率。回應川普在2016年針對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的「把她鎖起來」的口號不應該是「把他鎖起來」；但「寬恕和忘卻」也不是唯一的替代方案。

美國必須區分三個問題：川普在上臺前所犯的罪行；他和他的爪牙在執政期間所犯的腐敗和暴行；以及暴露整個美國政治制度的結構性弱點的行為。每個問題都有不盡相同的答案。

歷史上，許多從極權主義轉型的國家——或從民主退化中恢復的國家——都表現出一個特點：願意不追究前權力持有者的責任。政治學家艾麗卡·弗朗茨（Erica Frantz）觀察道，59%的被剝奪權力的極權主義領導人只是「回歸正常生活。」儘管如此，在新建立的或恢復後的民主沒有起訴前官員的例子中，它們會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用特赦換取真實資訊和犯罪者的坦白。這一辦法最著名的例子便是種族隔離後的南非。

美國的現狀的特別之處是川普已在經受與其履行總統職責無關的犯罪活動的調查。曼哈頓區檢察官和紐約總檢察官都在調查川普集團（Trump Organization）的各種欺詐行為。川普的商業活動外表上與政治並無關係，但預示著——也彰顯出——其履職總統期間的無恥的裙帶關係和腐敗。即使他沒能成功地是美國徹底變成一個黑手黨國家，與歐爾班的匈牙利等量齊觀，也基本上無關緊要。

此外，如果針對川普集團的調查將因為他離開白宮而停止，那麼關於它們無非是政治陰謀的指控就會得到證實，特別是考慮到所涉執法官員正好又是民主黨的話。另一方面，如果調查導致前總統鋃鐺入獄，那麼川普的持槍支持者們可能會「槍桿子裡出政權」；至少國家政治分裂會進一步加深。

考慮到這些風險，理論上沒有理由認為政治領導人不可疑因為他所犯下的罪行而得到應有的懲罰。許多領導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其中一些後來甚至有了第二段政治生命。義大利前總理被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因為稅收欺詐指控成立而被迫進行社區服務（因為年齡原因，他得到寬大處理）。如今，他坐在歐洲議會，這使得任何人都無法宣稱自由派法官想讓他噤聲。但執行法律的重點是釋放一個明確的信號，表明貝盧斯科尼進入政壇以求豁免、轉移人們對其見不得人的商業交易的關注不會成為先例。

再來看川普實際執政記錄的問題。你可以發現大量令人感到不滿的政策，但不顧1801年傑弗遜總統在勝過其對手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後所謂的 「觀點的錯誤可以被寬容，讓理性來打敗它的安全」是一個錯誤。

川普政府的腐敗，及其在應對COVID-19危機，以及在邊境讓兒童骨肉分離的系統性暴行並非如此。哈佛法學院教授馬克·圖西尼特（Mark Tushnet）認為，應該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超過了無能的範圍，應視之為出於政治動機的惡意的政策和行為。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為這些事件建立恰當的記錄，也許要通過用特赦換取坦承。後者有助於思索結構性改革，至少讓交換腐敗和赤裸裸的侵害人權的可能性有所降低。

最後，川普打破了許多總統潛規則，既有相對瑣碎的——在推特上對他人指名道姓，也有比較嚴重的——隱瞞納稅申報。許多美國法學家指出，審慎的應對是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總統制度的結構性弱點。這一調查可能會發現，許多潛規則——從財務透明度到與司法部的關係——都必須明確化。這一特殊方針不存在報復性。水門事件後，國會實施了一系列重要的道德法，兩黨一般都會接受。

這一三方面方針不會讓注意力從治理的最緊要任務上轉移。儘管它可能要求付出更多政治資本，但不作為或“輕描淡寫”的代價更高，福特赦免尼克森（他從未真正認罪）的例子便是如此，伊朗門醜聞和小布希政府在「全球反恐戰爭」中大量使用刑訊逼供亦然。

平心而論，許多共和黨可能會拼盡全力打一場搜尋真相之戰。但其他人可能會借助旨在改善美國制度的公共調查讓自己遠離川普。畢竟，他們已經表明，自己無非是機會主義者。

（本篇由PS官方提供翻譯，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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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ruth and De-Trumpifica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