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荷蘭的納粹製作防偽身分證 布下搜捕反抗者和猶太人的天網

安德魯・惠特畢(Andrew Whitby) 2021年12月11日 07:00:00
1941年,荷蘭人民必須註冊領取由蘭茲設計的新式身分證。註冊回條(包括此處這張柏帝.馬利亞.德.容格〔Bertje Maria de Jonge〕的回條)都要送到中央人口登記機構。後來,許多註冊回條都在克雷坎普大樓於一九四四年遭轟炸時損壞或損毀。(資料提供者:Luuk Brand)

1941年,荷蘭人民必須註冊領取由蘭茲設計的新式身分證。註冊回條(包括此處這張柏帝.馬利亞.德.容格〔Bertje Maria de Jonge〕的回條)都要送到中央人口登記機構。後來,許多註冊回條都在克雷坎普大樓於一九四四年遭轟炸時損壞或損毀。(資料提供者:Luuk Brand)

製作身分證

 

相較之下,面積更大、防衛較好的荷蘭,對抗德國入侵時撐了五天,一直到鹿特丹被空襲轟炸,才在一九四○年的五月十五日被迫投降。和盧森堡的女大公一樣,荷蘭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和荷蘭政府遷到倫敦。有那麼短暫的片刻,占領看似不會持續太久。但是,不過兩週之後,隨著盟軍從敦克爾克(注:Dunkirk,法國第三大港,二戰期間英法聯軍在此執行了當時最大規模的撤退行動)倉皇撤退,態勢也變得明朗:自由解放恐怕沒那麼快實現。

 

納粹認為,荷蘭人和盧森堡人一樣,都是日耳曼民族。接受指派擔任占領區首長的人不是軍隊首領,而是一名奧地利平民黨員阿圖爾.賽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他接手了一個多少還算完整無缺的荷蘭官僚體系。流亡政府留下了命令:各部會首長應該繼續「為國家的利益」盡忠職守。雖然賽斯—英夸特讓他們有辭職的選擇,請辭的人卻寥寥無幾。相關單位要求公僕簽署文件,證明他們的雅利安血統,所有人都照辦。公僕的職責不就是即使換了主子也應該繼續堅守崗位嗎?

 

蘭茲的全面登記制度如今落入蓋世太保的掌控中,若要說那個道德兩難曾對蘭茲造成心理上的負擔,那麼還真看不出來。無論怎麼說,蘭茲在意識型態上都不是納粹黨人,也沒有特別反猶太。不過整體而論,他確實是極權統治主義者,也是親德人士。這種尊敬是雙向的—納粹的黨衛隊保安處非常敬佩他那套人口登記的工作成果,該制度超越了德國所有現有的體制。這裡沒有倉促進行普查的必要;蘭茲的卡片檔案已經相當詳盡。但他們想,蘭茲能否也設計一套有照片的身分證制度,隨附在人口登記冊上?

 

流亡倫敦的荷蘭威廉明娜女王在「橘色電台」進行廣播演講。(取自荷蘭國家檔案局

 

身分證上的「J」

 

在德國占領荷蘭之前,蘭茲曾分別在一九三九年及一九四○年三月提議過這樣的卡證系統,但是遭到荷蘭內閣阻撓:閣員認為這項提案違反自由,看似把普通公民視為罪犯。才過了短短幾個月,內閣在一九四○年八月出逃流亡,占領荷蘭的德國人給了蘭茲一個機會,他終於可以大展鴻圖。蘭茲不遺餘力,跋涉到柏林,與德國專家研商最新的防偽技術。(不久後,他為這套系統寫的第二本著作問世—又一本長達四百頁的書。)

 

一九四一年間,所有荷蘭公民都獲發一張新的身分證。荷蘭猶太人是第一批註冊的,從一月開始登記。這一步做得既迅速又澈底:共有將近十六萬名猶太人到登記處報到。他們的身分證被清清楚楚蓋上一個又大又黑的「J」。做了記號後,如今的猶太人就會被許多反猶太措施限制,類似德國猶太人所遭受的對待,目的是讓他們陷入社會孤立和經濟排斥的處境。他們不准進入電影院、公園、游泳池,也不准從事某些專業工作(當時他們已經被趕出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門)。

 

身分證的引進提升了蘭茲中央登記處的重要性。根據他一九三六年的手冊,只有資料不在市登記處的人,檔案才會由中央保管。但是,當一九四一年實行全國登記時,每個人的身分證件複本都會被送到海牙的登記處,由服從的蘭茲監管;比起散存多個市府單位的正本,這些複本更容易為納粹所用。猶太人初次登記幾個月後,一名黨衛隊員便要求蘭茲把複本檔案彙編成打孔卡索引,以利更有效率地做次群體的搜尋。

 

隔年的七月四日,當局對荷蘭猶太人發出了大量信函,寄到他們登記的住址,要求他們集合以遣送出境。安妮.法蘭克(注:Anne Frank,二戰猶太人大屠殺最知名的受害者之一,她遭迫害時寫下的日記後來被倖存的父親出版,是為《安妮日記》〔Het Achterhuis〕,成為納粹滅絕猶太人的著名見證)在她的日記裡寫到她的家人隔天接到這封信的情景:

 

瑪戈(注:安妮的姊姊)出現在廚房門口,看起來非常激動。「爸爸收到黨衛隊寄來的徵召令。」……我呆住了。徵召令:每個人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集中營和禁閉囚室的景象在我的腦海裡飛快閃現。

 

安妮.法蘭克(左)與母親伊迪絲(中)、姊姊瑪歌(左)1933年3月10日攝於德國法蘭克福的合照,拍攝者是安妮的父親奧圖。(圖片取自美國國家人文學術基金會

 

猶太人和反抗分子處境更危險

 

不久後,蘭茲和他的同僚就會知道,集中營和禁閉囚室只是個開始。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位於倫敦的荷蘭流亡政府的官方電台橘色電台(Radio Oranje)放送了一段廣播,點出這些「徵召令」在歐陸的真相:「把數千名手無寸鐵的猶太波蘭人趕進毒氣室裡並殺掉他們,這對德國的戰爭投入有何助益?把數千名猶太荷蘭人拖出他們的國家,對戰爭投入又有何助益?」(荷蘭猶太人錯過了這則警告:這時,已遭拘禁的猶太人禁止擁有收音機。)

 

韋伯在他一九二二年的一篇論文裡寫道:「官僚體制是最難摧毀的社會結構之一。」事實證明,蘭茲的荷蘭人登記體制特別強韌。在歐洲所有的納粹占領區,偽造證件是對付身分證的常用方法。取得偽造身分證的猶太人可以採用一個聽起來像雅利安民族的名字,或是讓「J」字號消失。觸法的反抗分子可以冒用一個全新的身分。在被占領的波蘭,偽造的德國身分證十分普遍。

 

但在荷蘭,情況並非如此。蘭茲的身分證有多重防偽設計,品質好到造假反而會讓當事人陷入更危險的處境。在這種情況下,最安全的偽造就是使用原版文件。反抗分子已經滲透地方的登記機構,他們把真版的空白證件夾帶出來,拿去製作以假亂真的假證件。雖然冒險,但或許有可能遇到一個有同情心的職員,偷偷洩露地方登記處裡相符的檔案,這麼一來,警察檢查可疑身分證時,就什麼差錯也找不出來了。但蘭茲的制度還多設了一道障礙,遏止這種偽造證件的企圖:保存在海牙中央人口登記處的複本檔案。任何使用假身分證的人之所以能過關,只不過是因為這種額外的檢查不是次次都做。

 

摧毀人口檔案

 

荷蘭的反抗分子想要擊垮這套制度,但都徒勞無功。他們在地下報紙對蘭茲發出死亡威脅。這一招幾乎奏效:蘭茲想要辭職,但沒辭成,而是接受了占領當局提供的保鏢保護。於是,反抗分子想盡辦法搞破壞,他們成功炸毀了地方的市登記處,包括阿姆斯特丹。但這些手段造成的破壞微乎其微(畢竟檔案保存在鐵櫃裡),而且成效不彰,因為地方登記處永遠可以用存放在中央的複本重建檔案。這時,複本的大本營,也就是位於海牙的克雷坎普大樓防衛過於森嚴,實在難以成為破壞者行動有機會成功的目標。

 

一九四三年進入尾聲時,荷蘭又公布了一項新措施,目的是掃除偽造的身分證。政府會發給每個人新的配給卡,當事人只有出示身分證才能領取。如此一來,官員就能仔細檢查,並在身分證上蓋上新印章。由於這項計劃會威脅到反抗組織的成員,於是反抗組識請求倫敦發動突襲行動,轟炸製造新卡與驗證章的工廠。幾週後,克雷坎普大樓被列入潛在攻擊目標的名單。十二月十六日,這則訊息由曾在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British 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受訓的皮耶.路易.東尼斯.德.布若耶(Pierre Louis d’Aulnis de Bourouill)傳遞到倫敦:

 

個人身分證的長久偽造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人口登記機構有一個由德國同路人所部署的政府檢調部門,他們握有所有真實資料的複本。這些複本單獨而完整地存放在海牙一棟我們不可能破壞的建築裡。要是英國皇家空軍能摧毀這些檔案,我們就能偽造市府登記資料,讓許多人的身分合法。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二,英國皇家空軍回覆了荷蘭中間人。那六架蚊式轟炸機(由中隊長貝森領頭、柯恩殿後)讓克雷坎普大樓陷入火海。根據英國航空部後來的描述,這次的轟炸行動「恐怕是戰爭中低空飛行精準轟炸最精采的傑作。」

 

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間,英國軍隊投入解放荷蘭之戰。(圖片取自Holland.com

 

盟軍解放巴黎

 

那天大約有六十名荷蘭公民喪生,都是工作被轟炸中斷的平民(並非全都是德國同路人,一如德.布若耶的推想)。這個死亡數落在英荷雙方任務規劃者的預期之內,他們曾盤算過,這次突擊的時間必須在白天,而且要在上班時間,才能確保檔案櫃呈開啟狀態,易於破壞到櫃子裡的東西。確切的攻擊時間也經過特別挑選,希望平民在那個時段會離開建築物,上街吃午餐,但建築內部的傷亡在所難免。

 

結果,被摧毀的記錄不到一半—有鑑於陪葬的荷蘭人命代價高昂,這種結果似乎相當不理想。然而,這或許已經足以讓反抗運動的情勢改觀。即使被摧毀的記錄只有四分之一,意謂這個國家每四張身分證就有一張無法向中央機構確認真偽(無論那一張是真是偽)。假設有一名疑似反抗分子遭到逮捕,拿出(偽造的)證件接受盤查,但中央那裡沒有複本,那會怎麼樣呢?許多守法的人也會遇到同樣的處境。克雷坎普攻擊行動不是非得摧毀所有文件才叫有效,只要足以讓整個系統變得疑雲滿布就夠了。

 

除了同事喪生,眼見自己的檔案遭到此等蹂躪而殘破不堪的蘭茲一定氣壞了。確實,他從來沒有真正從反抗人口登記的運動裡振作起來。克雷坎普大樓轟炸行動後幾個月, 盟軍登陸諾曼第(Normandy),開始沿岸北上,往荷蘭前進。一九四四年八月,盟軍解放巴黎,就算是最狂熱的納粹信徒也應該看得出來,戰爭的結局至此大勢已定。那些威脅、攻擊蘭茲和他的制度的無名反抗鬥士不久之後將會成為勝利者,到那時—套用歷史學家路易.德.容(Louisde Jong)的記述,蘭茲「被他四年前嘔心瀝血設計出來、令他志得意滿的制度所鏈住,自此萬念俱灰、顫顫巍巍。」

 

※本文摘取自《清點每一個人:分類、標籤與認同,人口普查如何定義國家與你我身分》,八旗出版。

 

 

作者簡介

安德魯・惠特畢(Andrew Whitby)


牛津大學計量經濟學博士,於世界銀行發展數據組擔任資料科學顧問,從事視覺化、溝通與戰略工作,致力於研究全球經濟創新、成長與發展。在此之前,惠特畢以研究員與經濟學家的身分任職於英國創新智庫NESTA,處理社會政策和經濟監管方面的各種問題。

早在十年前,惠特畢開始他在牛津大學的學術生涯時,就想過寫一本以人口普查為主題的書。雖然事隔多年後,他才實踐這個想法,但在NESTA與世界銀行工作時,惠特畢一直與人口普查與統計相關主題有著若即若離的緣分,也在一次又一次協助調查時,讓寫這本書的想法更趨成熟。

惠特畢認為,儘管當前人們為大數據分析與這種新的統計視野感到興奮,但通過公部門的人口普查來了解社會,仍是最關鍵與核心的方式。他希望《清點每一個人》能使讀者透過解讀特別的量化觀點,理解人口普查如何從滿足統治者的行政管理需求,最終發展成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柱。

《清點每一個人》是惠特畢的第一本著作。

譯者簡介

周宜芳


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後負笈劍橋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曾任職於金融業、出版業,曾任天下文化財經書系主編。現為自由譯者。譯或合譯有《雜訊》、《激進市場》、《不當決策》、《開拓者》、《誰說人是理性的》、《設計思考全攻略》、《雪球》等,目前累計近三十多種。賜教信箱:yifang.chou@i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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