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榮欽專欄:台灣外交危機的行動綱領

沈榮欽 2017年07月30日 07:02:00

尤里西斯是特洛伊戰爭中的英雄,但面對海妖賽蓮的誘惑時也嚇出了一身冷汗。(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巴拿馬與台灣斷交是中國自蔡英文政府上任後,所發起最嚴重的挑戰,而且這只是一系列攻擊的一部分,緊接而來非洲奈及利亞等外館也傳出對台不利的消息,帛琉或為下一個斷交國,瞬時各邦交國大使館人人自危,輿論議論紛紛,各界從地緣政治、國際關係、兩岸政策與民族、歷史、法律等各面向提供許多精彩的意見,為當政者參考,但令人尷尬的是,這些評論意見對於台灣政府應該如何應對外交危機,大多只能提出抽象的見解或是不切實際的方案,反而正顯現台灣面對中國的外交攻勢束手無策。

 

抽象見解凸顯台灣束手無策

 

例如有些人強調國際因素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而主張將外交主力放在美日,但這本就是台灣外交持續進行的工作,而非專對巴拿馬斷交的行動建議,除非台灣政府能夠因巴拿馬斷交而自美日獲得額外的外交利益,否則無異承認自己缺乏資源、智識與能力回應中國的挑戰。

 

也有人主張自兩岸過去百年共同的壓迫經驗訴諸同情理解,或是自歷史與憲法論述兩岸問題的根源等等, 因為都與巴拿馬斷交並無直接關係(即使沒發生斷交事件也可以進行),也無法提供任何政府行動的建議。

 

藍營不少人呼籲應該順從中國,由政府公開宣示承認「九二共識」的一個中國政策,但這種遇到壓力就退縮的結果,反而證實中國鷹派政策的效果,只會強化中國政府繼續施行強硬手段的決心。

 

有人甚至主張放棄邦交國,或是釜底抽薪改變國號、另起爐灶,但是台灣若因為巴拿馬挫敗而一下子就動用到底牌,反而正顯示台灣無計可施,對這件事情缺乏控制能力。

 

在巴拿馬斷交事件中,輿論對台灣政府的行動缺乏指引,政府的實際作為也顯露台灣應對的窘境。(攝影:陳品佑)

 

不僅是輿論對台灣政府的行動缺乏指引,政府的實際作為也顯露台灣應對的窘境,巴拿馬斷交事件後,除了持續既有的外交行動外,政府僅表示將嚴審中國官員來台,總統蔡英文則公開宣示不會在中國壓力下不顧台灣民意而退縮。從輿論到政府的應對,台灣上下書空咄咄卻又束手無策,反而顯現中國鷹派政策的有效性。

 

尤里西斯返鄉故事的啟發

 

以下我將提出台灣應該如何應對外交危機的建議,目的不在對國際關係、地緣政治或是兩岸的政治、軍事、歷史提出分析—相較於行動,我們已經有過多的分析了—也並非認為對外交所知有限的我所提出的建議如何正確,我的目的是希望能夠說服台灣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不僅重視「為何」,也該以同樣的心力關照「如何」,政策分析應該要有能夠將理論轉變為行動的能力。

 

我的建議源自諾貝爾獎得主Thomas Schelling早年的策略分析,經由Jon Elster發揚的事前承諾策略(pre-commitment strategy)。荷馬史詩《奧德賽》(Odyssey)主角尤里西斯(Ulysses,或稱為奧德修斯)的返鄉故事,長久以來被視為闡述這個想法的經典,對台灣應如何應對外交危機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

 

話說特洛伊戰爭後,尤里西斯在返鄉途中,由冥府獲知,他們的船隻要經過海上女妖Sirens的海域而兇險異常,該水域不僅處處暗礁,而且無人能夠抵抗Sirens優美歌聲的誘惑,紛紛觸礁人亡。尤里西斯很想聽聽Sirens傳說中的歌聲,卻又擔心受不了誘惑而使得船毀人亡,因此他先下令船員將他綑綁於桅杆,再命船員用蠟將耳朵堵起來,囑咐在該海域中,無論自己如何下令,船員都可不予理會。後來尤里西斯果然無法拒絕Sirens歌聲的誘惑,下令船員鬆綁並指示朝歌聲前進,但船員不予理會,終於順利渡過Sirens的海域。

 

這個故事有趣的地方在於它違反很多人堅信不疑的常識,一般咸信選擇多總比選擇少好,既然少數選擇只是多數選擇的子集合,所以較多選擇一定可以達到更好的結果,至少不會更差,但是這樣一來便無法解釋何以尤里西斯自我束縛與在命船員抗命的行為,反而能夠助其平安渡過Sirens的海域。

 

尤里西斯的行為表明當人們預見未來的行為可能與事前的設想不一致時,限制自我選擇的空間,反而能夠達成更好的結果。尤里西斯認識到無論自己事前如何信誓旦旦,但真正面對Sirens時,也沒有把握能夠抵抗誘惑,因此他採取兩種事前承諾的策略應對:

 

限制自我的空間反得到好結果

 

第一種策略是事前限制日後的行動空間,使得自己無法在事發當時解除繩索,也無法命令船員鬆綁,這種事前承諾的策略有助於克服軟弱的意志、善變的心靈與前後不一的矛盾,如果我知道自己面對毒品時的脆弱、派對上難以阻擋勸酒而酒後開車的糊塗、或是像兒童般無法拒絕先吃棉花糖的短視近利,事前設限的行為反而有助於我達成長期利益。

 

注意事前承諾策略的關鍵不僅在破釜沈舟(英諺為燒掉大橋,法諺則為燒毀船隻),斷絕自己的後路以展現決心,更重要是為了改變對手的行為。一個典型的戰爭與和平的例子可以扼要說明這個想法,假設A國有和平協商與發起戰爭兩種方案:

 

如果A國選擇和平協商,則A國可獲得10元,B國獲得6元;

 

如果A國選擇發起戰爭,則B國也有全力應戰或是撤退求和兩種方案:

 

若B國選擇全力應戰,則A國獲得4元,B國獲得1元;

 

若B國選擇撤退求和,則A國獲得15元,B國獲得3元。

 

也就是對A國而言,A戰B和為上策(15元),其次是AB和平協商(10元),下策是A戰B戰(4元)。表面上看來,A國似乎不確定該和平協商或是發起戰爭,因為和平協商確定可得10元,但發起戰爭可能更好(15元)也可更壞(4元),取決於B國要求和或是應戰而定。但事實上,幾乎可以確定A一定會發起戰爭,因為B國無法令A國相信,一旦A國發起戰爭,B國會全力應戰,事實上幾乎可以確定,一個理性的B國絕對會撤退求和而不會全力應戰。

 

因為對B國而言,AB和平協商為上策(6元),其次是A戰B和(4元),下策是A戰B戰(1元)。但問題是一旦A國已經發起戰爭,B國也就不再有和平協商的可能,上策已不可能,只有在中策與下策間擇一,也就是只剩下撤退求和或全力應戰兩種可能,這時撤退求和還可以獲得4元,全力應戰只有1元,因此可以確定結果是A國一定會發起戰爭,而一旦戰爭爆發,B國一定會求和。

 

「綑綁雙手」以消除求和的選項

 

B國要如何避免這種悲慘命運?如果B國可以用事前承諾的策略,設法消除撤退求和的方案,過去君王下令主和派一律問斬、企業先行大量購買機器設備,目的都在「綑綁雙手」以消除求和的選項,即使主和派乃是理性分析利弊;不顧對手可能進入產業競爭的暗示,而大量購入機器設備,使得對方一旦進入,便會因產量過剩而令雙方血本無歸,都是在局部戰術不理性的行為,但是在整體戰略上卻大有意義,正因為這種求和的選項事前被「不理性」的消除了,反而改變了A國的行為:既然B國求和已不可能,A國只剩下和平協商(10元),或是發起戰爭(4元,因為B國必然會全力應戰),因此A國只能被迫選擇和平協商。

 

這個例子後來被賽局理論學者不斷地拓展與複雜化,但是基本原則仍十分清楚:有時少即是多,限縮選擇有時反而能夠達成更為有利的結果。

 

尤里西斯的第二個策略是切斷溝通管道,在船員耳中灌蠟,不僅船員無法聽見Sirens歌聲的誘惑,也切斷了與尤里西斯溝通的管道,使得船員可以暫時對尤里西斯的命令置之不理。這是源自諾貝爾獎得主Schelling的想法,我過去曾經在評論中國對戴立忍封殺事件時,以電影《贖金》說明梅爾?吉勃遜如何以這種策略,反客為主迫使綁架兒子的犯人無計可施,只得釋放人質。這個方法雖然乍聽之下過於大膽,但並非異想天開,例如研究亞洲金融風暴的Shanker Satyanath認為,為何在裙帶資本主義盛行的東亞,僅僅是切斷政府與銀行的聯絡管道,便有助於減少金融風暴的發生,因為銀行出事的社會影響太大,政府不可能坐視不理,因此銀行主事者總有忽略政府告誡而寬鬆放款的誘因,但是如果銀行無法與政府私下溝通,銀行一旦出事,也無法將訊息散播出去,因為這樣一來會造成大眾恐慌而擠兌,因此銀行將被迫審慎放款。

 

口頭宣示不足以應付外交危機

 

巴拿馬斷交後,蔡英文以總統身份公開宣示絕不會在中國的壓力下屈服,正是事前承諾的策略,因為政治人物違背公開宣示會面臨壓力,增加了退縮方案的成本,但是這種以口頭宣示應對外交危機的方法顯然過於貧乏,如果無法佐以其他的行動策略,則台灣政府對中國政府所送出反而是軟弱而缺乏策略的信號。

 

蔡英文以口頭宣示應對外交危機的方法顯然過於貧乏。(攝影:李昆翰)

 

蔡英文總統應該藉由民進黨政府在行政與立法的優勢,在立法院推動外交危機行動綱領的立法:首先應該將所有台灣可能回應外交危機的做法列出,從總統宣示、去中國化、變更英文國號到宣布台灣獨立等,明文列出每一個做法的啟動程序,重點在這些啟動程序乃是事前規定,而非依據當時情勢權衡,例如邦交國少到20國以下,則政府自動啟動某種行動,邦交國數目少至15國以下,則啟動另一種中國更加介意的行動等等。

 

因為這些行動綱領是法律規定的,所以具有強制性,而且是自動啟動的,所以可以避免前述例子中,A國一旦發動戰爭,B國的理性回應就只剩下求和的結構弱勢,或屆時因為國際或國內政治情勢而被迫收回「反制措施」的尷尬;更可因此增加台灣退縮的成本以期能改變中國的選擇。或許有些人會認為這樣的做法豈非將發球權全盤交給中國,而完全喪失自主性?但事實上行動綱領的目的在於增加中國行為的成本,如果中國明確知道每一次外交封殺台灣的後果,反而有機會令台灣反客為主劃下紅線。

 

行動綱領增加中國行為成本

 

根據行動綱領,當邦交國數目降至極低時,台灣便應啟動修改國號,或是宣布台灣獨立等,或有人擔心這樣一來反而失去過大的彈性而易淪為激情對抗,但對於最重大的變革,行動綱領只是啟動修法的程序,或是修憲的討論,仍必須遵循一定的修法程序,這種方法雖然看似引發重大的分歧,但事實上卻因為曠日廢時的立法程序,而使得激情因延遲而冷卻,有機會進行更理性的決策與執行。

 

或許有些人會擔憂行動綱領會升高會與中國對抗的情勢,導致相互對撞的機率增加,但正好相反,行動綱領可以視為一種預先防範日後激情掩蓋理智的機制,事實上根據Glenn Snyder等人對古巴飛彈危機的研究,在現實的國際關係中,大國採取強制性的戰術通常能令小國退讓,只有兩國實力相當時,互撞的機率才會大幅增加。不僅如此,行動綱領提供了明確升高對抗行動的程序,反而可以事前預防以避免事發時的憤怒取代理性評估的錯誤。

 

例如Jon Elster整理出激情影響決策的4種方式:第一、激情扭曲對行為後果的評估,使得對外在事件發生的機率與可靠性的評估失準。第二、激情容易蒙蔽對其他方案的考量,強烈的情緒下容易使得人們相信只有一種或眼前特定的方案。第三、激情誘使脆弱的意志,選擇了明顯較差但當時卻較具有誘惑的方案。第四、激情改變人們評估方案時的權重,短視地選擇對長期不利的方案,Elster在其著作中以相當的篇幅說明,何以事前承諾策略可以藉由延遲而有助於冷卻激情,較理性而冷靜的做成決策。

 

事前承諾可以打破中共決策模式

 

立法行動綱領另一種較隱性的功能是打破中國政府制式反應的習慣,兩岸互動的過程中,共產黨對台灣政府與民進黨行為的許多反應都已經制式化,也就是在中共決策體系中,因為長久的互動與認識而建立起一定的反應模式(routines),因此即使是台灣內部的風吹草動(例如中學課本的課綱變動、蔡英文對內的發言等),往往在有心人士的詮釋下,成為引發中國政府組織反應模式的信號(cues),甚至演變為外交大戰,行動綱領的非制式特性反而有機會打破中共習以為常的決策反應模式,引發新的兩岸應對方式的思考。

 

法國哲學家蒙田(Montaigne)曾經設想過一種事前承諾的策略,用以屏除會在當下引起憤怒或情緒反應的訊息,在蒙田看來,應該對無可救藥的病人隱瞞病情,以免心靈多受無謂的折磨,他甚至希望他的房地產經紀人不要告訴他房價大跌的訊息,我希望蒙田「無知是福」的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當代的學者專家們能夠以更卓越的識見結合政策分析的理論與行動,在迷濛的大海中指引我們一條走出Sirens誘惑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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